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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80年代戏剧作品中的勾践形象（第2页）

一个村夫就敢于对我如此不敬，而我还要克制、容忍，多可笑！

原来我是王位的附庸，王冠和宝座的陪衬。”

这种近乎启蒙主义的人性觉醒虽然不尽符合勾践的历史真实性，却细腻地表现了白桦笔下的一代君王的历史悲剧性：勾践一方面无法摆脱整个时代都存在的对于王权的附庸；一方面却又带着某种良知，意识到了王权对于人性的扭曲。

这种间离感带给勾践更大的痛苦。

他对自己的否定和嘲笑，却无法阻止自己落入历史的悲剧漩涡之中。

但仅是这星光一闪，勾践便又不自觉地进入到君王玩弄权柄、骄奢**逸、忘恩负义的历史圈套之中。

在第四场，勾践贪恋西施美貌，因范蠡送走西施而心生恨意，甚至抽出剑来逞威：“我是一国之君，万事要遂君愿。”

幸亏范蠡大义凛然地以曾经亡国的耻辱鞭策勾践，才使勾践如梦初醒般悔悟过来。

但这次紧张的冲突已经掀开了封建君主伪善面具的一角，为剧情的发展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相比前述几位剧作者，白桦的叙述视角非常独特。

他并不重视对于勾践以及越国人民如何养精蓄锐、励精图治的过程的表现，而是将着力点置于对主人公在国家富强、功成名就之时的心态举止的刻画。

似乎在白桦的眼中，人在极盛状态下的行为更加真实。

确切地说，白桦塑造的勾践形象，是他借以挖掘历史、反思人性的引子。

勾践、范蠡和文种代表的是三种对国、对民的态度以及结局。

勾践的忍辱求生、背信弃义，范蠡的明哲保身和文种的鞠躬尽瘁是白桦提出来的三类人生选择。

而白桦对于这三类选择并不做道德上的批判，而是剖开历史的断面，探索历史与现实交错中的人生真相，表达对人性近乎焦虑的疑问，抒发自己在长久思想禁锢之后对社会、对国家命运的思索与慨叹。

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

的大潮中，文学环境显示出重压之后的空前活跃。

大量有关“历史记忆”

的书写，以“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等为代表的揭露历史创伤，反思文化根源、人性劣根的文学作品，抒发着知识分子的感伤情怀与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感。

白桦正是在这一大潮中，饱含着“与生俱来”

的文人使命感，截取了与众不同的历史横断面，对人性本质、对人物命运、对历史真相进行追问，表达其在经历了生活的折磨与坎坷之后对于历史、人生的深切体验。

但是，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复杂的人生感悟往往让文学作品对于“历史”

的追问由于夹带着复杂的个人情感显得迫切而沉重；对于社会政治、个人与群体、人的命运等问题的探讨充斥于文本之中，也使大部分作品都凝聚着过于饱满的意象，承担了太多的“意义”

。

这样，文学作品的感情基调往往偏于深沉、强烈，节奏仓促，缺乏细腻的情节铺垫和延展，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趋于复杂化，却又过而不及，导致其内在性格的断裂与失真。

[1]夏榆：《白桦在白桦林中》，载《南方周末》，2008-12-11。

[2]夏榆：《白桦在白桦林中》，载《南方周末》，2008-12-11。

[3]剧本内容引自白桦：《吴王金戈越王剑》，见《白桦文集（卷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