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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伦理革命审美革命与五四文学的精神（第2页）

而且“封建”

一词的使用者一般不把中国古代史都断给封建社会，“战国说”

“秦汉说”

“魏晋说”

都将孔子断给了“奴隶社会”

，因而严格地说新文化运动不是“反封建”

而是“反奴隶”

了。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所向，却非战国、秦汉、魏晋之后的中国社会，而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以儒道为代表的文化传统。

因而用“反传统”

取代“反封建”

的概念，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实际。

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

，是从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6卷1号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总结出来的。

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反传统直言不讳，认为这是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e）两位先生”

的结果。

因此，说《新青年》推崇民主与科学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强大，这种概括没有问题，但这种概括却不能说明问题；以民主与科学概括新文化运动，问题也出在这里，即推崇民主与科学不独为新文化运动所有，而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历次运动所有。

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要研究它，就必须与立法、司法、行政等一起研究。

但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就声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胡适回国，发誓十年不谈政治。

《新青年》杂志讨论民主政治的文章确实不多，相比之下，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围绕着立宪与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讨论民主政治的风气要比新文化运动浓厚得多。

其原因，就在于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政治家发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起的以伦理革命与审美革命为特征的文化运动。

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注重的，并不是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而是文化思想上的觉悟。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通过伦理道德的革命和个性解放，正是要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行扫清道路。

科学是中西文化相交后为中国人首先看重的。

从洋务运动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已在倾慕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就引进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而言，洋务运动的功绩并不在新文化运动之下。

“科学救国”

在胡适那里也许能够通过，然而它却受到了多数新派人物的冷落，后者更关心和致力的是思想观念的整体变革。

所以胡适倡导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具体问题、整理国故，受到了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抵制。

1920年罗素来华讲学的遭遇也能说明问题，罗素作为哲学家，首先是以对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的贡献而著称的，五四新派人物若真是崇拜科学就该恭请罗素大讲科学哲学，然而当时的新派人物对罗素讲授的科学哲学并无兴趣，当时北京有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

，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

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之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说：“我发现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

[1]罗素也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

事实上，陈独秀在他多篇批孔文章以及《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中，已经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阐发得很清楚，就是伦理道德的价值革命，并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

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说：“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为了巩固共和国体而走向伦理革命，是当时陈独秀的思想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