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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
其五四时期的创作,收在1924年出版的诗歌与散文合集《踪迹》与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中。
他以诗名世,却没有多少诗歌佳作。
他的新诗虽然比胡适等人的新诗显得富有**,但是这种**并没有经过诗歌语言的沉淀,这在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赠AS》等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长诗《毁灭》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相比之下,《光明》等小诗还有点诗味,且看《细雨》: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
星呀星的细雨,
是春天的绒毛呢。
他的散文比诗歌富有艺术感染力,《荷塘月色》《春》《匆匆》《绿》《背影》等都是周作人所称的“美文”
,即以极为华彩的语言写景状物,所营造的美境超过了文言文。
当然对此并非没有争议,叶绍钧在肯定其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认为这类散文太注重文辞而有伤自然的缺憾,夏志清则认为这类散文空洞而滥情。
我们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例来分析一下他的散文。
这篇散文以细致幽婉的笔调描画六朝古都南京的秦淮河美丽的夜景,在情景交融中触发了对于历史的感怀:
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
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
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
我们真神往了。
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
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
这些梦联结着历史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因而本篇与《绿》《荷塘月色》等几乎是纯然写景的散文不同,而是具有更多的历史承担与人文关怀。
很快,桨声灯影与明月垂杨的交相辉映便使人陶醉了。
定都南京的王朝都非常短命,从三国到南朝的六个朝代很短命,南明、太平天国与国民党政府也都很短命,难道这与秦淮河的金粉红颜所象征的纸醉金迷生活没有关系吗?这种纸醉金迷对于任何血肉之躯都是莫大的**,道德人格很难挑剔的朱自清也并不例外。
他拒绝了歌妓的歌唱,却又难以抵挡这种**:
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
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
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
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
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
散文的后半部分表现的就是他在道德良心与妙音**之间的挣扎。
因此,本篇不但具有《荷塘月色》《绿》等文漂亮的美景描写与《背影》等篇的人文关怀,而且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以及在感性**与道德良心之间的挣扎,因而在艺术表现上更值得称道。
五、庐隐的小说
庐隐(1899—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
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五四时期在《小说月报》等刊上发表小说,192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
就小说的文笔、艺术的构思来讲,庐隐都比不上冰心,但是庐隐之所以在五四后与冰心齐名,就在于其作品比冰心的更能表现五四文学的精神。
茅盾在《庐隐论》中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
;“我们现在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
。
茅盾大概没有讲第二个人与“五四”
有这么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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