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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11页）

。

鲁迅到了上海与梁实秋的笔战，则是与英美派文人论战的继续。

尽管鲁迅厌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起哄，但他对待与政府抗争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与对待英美派是有所不同的。

鲁迅是一个以颠覆性与批判性为特色的“文化恶魔”

，他在正史和野史之间喜欢野史，他批判正宗的神明而表同情于孤魂野鬼。

当时国民党是台上的屠夫，共产党是被屠杀的“流寇”

。

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对共产党人有着深深的同情。

现在批判他的人都是共产党阵营的青年，有的甚至是从国民党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所以他在与他们论战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反省与批判，在悄悄阅读他们宣扬的革命文学理论。

但是以鲁迅倔强的个性，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于是鲁迅的“投降”

变成了反击，他后来说自己确实认同那些科学的文学论，不过这些文学论都被那些“革命文学家”

歪曲了。

共产党阵营中第一个为鲁迅打抱不平的是冯雪峰，很快革命文学论战的双方在冯雪峰的斡旋下联合起来。

1930年3月2日由鲁迅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等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在上海宣告成立。

在瞿秋白1934年1月离开上海前，鲁迅与“左联”

的关系是蜜月期，他成为“左联”

的旗帜和精神领袖。

瞿秋白代表中共领导“左联”

，却又像学生一样对鲁迅充满敬意。

他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认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并推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

不久国民党政府对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左翼作家的屠杀，极大地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伸冤。

在此期间，鲁迅还参与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争取人权的组织，他对推动现代木刻艺术与左翼美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鲁迅在很多方面仍然是超越“左联”

的。

他历来反感那种让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

的言行，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更好地活，决不能给人凶煞恐怖的印象。

他始终不曾像有些左翼文人，说投入“左联”

就不要自己的个性自由了，他独特的地方恰恰是不完全放弃个人的自由。

他后期对屈原“不得帮忙的不平”

的评价，显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要有独立的人格。

这从他对左联的奴隶总管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出来。

瞿秋白离开上海后，鲁迅与“左联”

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最后弥留的日子，充满了与“左联”

的“奴隶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