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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鲁迅的小说创作（第1页）

第二节鲁迅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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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收集在4个小说集中，有的则散见于杂文集中。

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收有1918年到1922年所作小说16篇，1923年8月新潮社初版，1930年北新书局第13次印刷时鲁迅将《不周山》抽出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中。

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收有1924年到1925年所作小说11篇，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初版。

《呐喊》《彷徨》都是现实题材的虚构小说。

第三个小说集是1926年所作的短篇联缀的自传体小说《朝花夕拾》，1928年9月由未名社初版。

第四个小说集是1922年到1935年所作的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演义《故事新编》8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此外，第一篇文言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收入《集外集拾遗》，文言小说《怀旧》收入《集外集》，小说《阿金》收入《且介亭杂文》。

就文体而言，《呐喊》中的《社戏》与《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与《女吊》，放到《朝花夕拾》中更合适。

一、鲁迅小说的恶魔风骨与文化意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的恶魔派诗人，认为“恶魔者，说真理也”

。

只有鲁迅推崇的“恶魔”

二字，才能恰当地形容鲁迅小说反传统的激进性，执着自由意志的强力色彩，愤世嫉俗的深刻性与复杂性。

鲁迅现实题材的小说《呐喊》与《彷徨》中的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启蒙者或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觉醒者，另一类是愚昧的传统世界的老中国的儿女。

鲁迅的小说不但深刻揭露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的罪恶，而且对启蒙者或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觉醒者的主体恶性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恶魔的呐喊。

在社会群体的眼中，狂人就是恶人：“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

……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

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

后来当整个社会将他看成疯子时，他才觉悟到他在全社会人们的眼中就是恶人：他们“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

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

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

这是他们的老谱！”

然而只有狂人才是真正的觉醒者，他道破了这个社会在伦理道德掩盖下吃人的隐情，他看出了历史与数目力量的荒谬，他以孤独的自我向全社会挑战，与整个文化传统对立，并且要劝转吃人的人不再吃人。

狂人向着现实与四千年的传统说：“从来如此，便对么？”

《阿Q正传》是鲁迅以恶魔之笔对传统中国老儿女的艺术审视。

在这个传统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吃人、被吃。

阿Q是属于被吃的一类，他只有以精神的胜利逃避在现实中越来越深重的灾难。

问题在于如果阿Q得势的话，他也照样去吃赵太爷、钱太爷以及王胡、小D，这在阿Q的革命畅想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属于这个传统世界的老儿女很多，有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以及形形色色的众数，他们都迈不出吃人与被吃的门槛。

读鲁迅这些描绘传统老儿女的小说，经常会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固然是愚昧的，有时是邪恶的，但是围绕着他们的文化语境却更其邪恶。

孔乙己是个穷酸文人，他迂阔，偷书，在穷困潦倒之时行窃，但是从他与孩子的关系看，也并非没有可爱之处。

孔乙己是传统制度的受害者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而鲁迅的深刻性就在于，他对邪恶的揭露并没有到此为止。

整个社会对孔乙己奚落、冷落乃至对其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加剧了他的自我毁灭。

柳妈的话对于祥林嫂具有致命的打击，但是如果二人易位，祥林嫂对柳妈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