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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革命文学的论争与文坛主流的左转（第3页）

的原因。

这一时期登上文坛并且推出传世作品的有巴金、老舍、张天翼、吴组缃、李劼人等人，其中只有张天翼是“左联”

成员，但他的小说仍继承五四文学的传统，并非左翼文学的激进主流，左翼色彩甚至还不如吴组缃。

作为“左联”

成员的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更与左翼激进主流南辕北辙。

老舍《猫城记》以对“哄”

与“大家夫斯基”

“马祖大仙”

的讽刺，显示了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批判。

虽然沈从文五四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但他真正名满天下是在这一时期，但他的创作与五四时期的作品保持了一致的审美风格。

此外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也结出了硕果，施蛰存、刘纳鸥、穆时英等人的小说，卞之琳等人的诗歌，曹禺的《原野》等戏剧就是代表。

曹禺的传世作品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但这些戏剧是五四文学的结果，主导倾向是推崇个人自由与人道主义的。

因此，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文坛，虽然“一元超现代模式”

以排他的文化姿态试图一统文坛的天下，但实际上却是多元共存的格局。

1934年“左联”

党团书记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湖南益阳人）就提出了“国防文学”

的口号，但鲁迅对这个口号及《赛金花》之类的“国防戏剧”

一直不表赞同。

在苏联忧虑日本侵苏而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周扬等罔顾鲁迅发声明的要求就把“左联”

解散了。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特派员从陕北到了上海，不找周扬等“左联”

领导人而先找鲁迅，由此便出现了“国防文学”

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的论争。

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悔与言论自由宣言》，预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因为周瘦鹃、包天笑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也签名了，这个宣言的题目看起来很近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

两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一个新的全面抗战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