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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憩园与第四病室（第3页）

这就是顾彬所说的“写作在危难时代的问题”

。

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这里：以侦探小说的悬念探索人性，在人性小说的总题下兼具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家族小说的某些要素。

三个故事都是“我”

所观察、感受与创作出来的，而且彼此联系地交融到一起，杨家与姚家的故事将中国几千年家族兴衰的循环揭示得入木三分，但却与激流三部曲迥然相异。

以激流三部曲的写法，杨梦痴就是吃喝嫖赌的败家者克安、克定，然而作者再也不是“我控诉”

的姿态，而是以人间的爱心给每一个生命以同情的理解。

小说将“我”

也写成了主要人物，“黎先生”

的“黎”

通巴金的“李”

，而且在巴金创作《憩园》时还用过“黎德瑞”

的假名住院。

因此，“黎先生”

的苦恼也就是巴金的苦恼，当他转向描写小人物的悲欢时，对“我控诉”

的启蒙现代性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颠覆。

从《憩园》开始，巴金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受契诃夫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

小说《第四病室》的题目就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相似，不过，巴金的《第四病室》是根据他在中央医院第三病室治鼻子的经验而作，技巧是写实的，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除了写实还以象征技巧描写了生活的荒诞与个人的孤立无援。

巴金曾谈到他写《第四病室》的方法：“我都是按照真实写下来的，没有概括，也没有提高。”

小说假托是第四病室的陆怀民在出院后给巴金寄来的日记，如果与另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进行比较，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客观写实著称的茅盾，40年代写的《腐蚀》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与象征性；而30年代以理想、感伤、青春著称的巴金，在40年代写的《第四病室》却以写实为特征。

医院应该是卫生的地方，这里却充斥着肮脏、骚臭。

那个被烧成重伤的工人，没有钱不给他用药，只好打盐水针，终于痛苦哀号地死去。

奇怪的是，医院里死了人，医生与护士不知道，要病人告诉护士。

多数医生与护士势利眼，工人也没有觉悟，老郑居然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

于是在这个肮脏污浊的病室，有病人不断死去、离开，有病人不断进来，小说以直面丑恶的文笔描绘了他们在痛苦中的煎熬与哀嚎。

而且由于医院缺少经费，即使医生想救死扶伤也没有条件。

巴金感到这个地狱般的医院太缺少爱的光照，就虚构了一个有爱心的杨木华大夫，使得黑暗王国透出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