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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宋之的吴祖光等人的剧作（第2页）

赵安涛已是弃政从商，走太太路线而发迹，这引起了俞实夫的极大反感。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俞实夫不放心他的科学仪器，不进防空洞而只能躲墙角。

他在生活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一心一意做研究。

钱裕从防空洞回来，交给俞实夫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细菌学专家的文章。

钱裕说，世界上出现了法西斯细菌，俞实夫则感叹这种细菌不是医生所能扑灭的。

钱琴仙、秦正谊扶着赵安涛进来，赵安涛因居处被抢光而说一切都完了。

几天后，日本兵闯进俞实夫的住处，除了抢东西还要拿走他的显微镜，俞实夫上前阻止被打倒在地，钱裕上前阻挡则被枪杀。

如果说在上海静子感到委屈，那么她现在才理解了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她为同胞的禽兽般的野蛮行径大哭。

第五幕的地点是1942年初的桂林。

俞实夫、赵安涛等人逃难来到这里，俞实夫大病一场后，认识到法西斯细菌是比微生物细菌更可怕的传染病，有法西斯细菌横行微生物细菌的研究就很难进行，因而他觉得扑灭法西斯细菌是第一要务，决定到后方医院去救死扶伤。

赵安涛也准备从头开始做些实际工作，只有秦正谊发现了倒买倒卖发财的新路，三个朋友分道扬镳。

法西斯在世界的横行，使得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去做一般人都能做的事，这是人类的悲剧。

然而，法西斯主义不被消灭，整个人类的生存都面临着危机，这又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部戏剧在艺术表现上也可圈可点，时间从1931年到1942年，地点从东京、上海到香港、桂林，但却围绕着细菌主题而不散。

艺术上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东京、上海、香港、桂林都是夏衍生活过一段的地方。

当然，在人物设置与地点转换上并非无可挑剔，俞实夫作为知识分子与夏衍的生活轨迹同步是可信的，但是，从政从商的朋友赵安涛、秦正谊与俞实夫步调一致，就显得有些为戏而设置。

现代中国的剧作家相比小说家、诗人都要显得团结，他们经常相互合作与切磋。

宋之的（1914—1956，原名宋汝昭，河北丰润人）就以与其他剧作家合作剧本著称，他除了创作《祖国在呼唤》《雾重庆》等剧，参与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编剧与导演，与陈白尘合作《民族万岁》，与曹禺合作《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老舍合作《国家至上》，与夏衍、于伶合作《戏剧春秋》与《草木皆兵》。

于伶（1907—1997，原名任锡圭，字禹成）在孤岛上海创作的《夜上海》《花溅泪》等剧，明显比以前的剧作成熟。

而田汉以“新三个摩登女性”

为题的剧作，就是在于伶的建议下改为《丽人行》的。

抗战时期田汉写了很多历史题材的戏曲作品，抗战胜利后他才写出表现抗日现实生活的21场话剧《丽人行》。

剧作写的是沦陷后的上海，一个女性是工厂倒闭又惨遭日寇强暴的女工刘金妹，一个女性是在丈夫到内地从事抗日后与银行家王仲原同居的梁若英，一个女性是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李新群，通过李新群和梁若英对刘金妹的救助，李新群对梁若英的引导，又将互不相连的三位女性整合起来。

梁若英因王仲原与女汉奸俞芳子鬼混而醒悟，刘金妹投江自杀被救起，正在李新群开导她时，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

剧中最后一幕场景是：

她们三个女人，在美丽的夕阳中紧紧抱在一起，迎接新的斗争生活。

《丽人行》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不分幕而分场，场与场转换很快，每场开始由报告员提示一下内容，明显吸收了传统戏曲与电影的一些表现技巧。

抗战造就的剧作家还有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又名吴召石、吴韶，生于北京的江苏武进人。

1936年入中法大学文学系，仅学习一年即应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之聘任校长室秘书，并创作抗战话剧《凤凰城》。

随后十年，他创作了《正气歌》《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少年游》《嫦娥奔月》《林冲夜奔》等剧作。

《风雪夜归人》作为他的代表作，表现了一个屡见不鲜的传统故事：京剧名旦魏莲生与法院院长苏弘基的四姨太玉春因儿女私情而导致悲剧，然而作者却在这个传统故事中灌注进新文化的个人自由精神，使这幕悲剧在哀怨忧伤中具有现代意义，同时又能满足传统观众的审美趣味。

魏莲生出身贫苦人家，靠着努力成为红极一时的一代名旦，他一方面扶危济困，周济穷人；另一方面又游走在达官贵人之间，得意于关系的四通八达，以至于羞于说出其贫贱出身，忘乎自己还是个男人。

喜爱他的玉春让他反思应该怎么活着，其实他不过是达官贵人的一个高级玩物，正如玉春是以走私鸦片起家的苏弘基的玩物一样。

他出身贫苦，玉春则是妓女出身，一种相见何必曾相识的天涯沦落感，将两颗心拴在一起，俩人决定私奔去过自由生活，魏莲生还从窗口摘下一枝海棠花送给玉春。

然而，曾受过魏莲生恩惠而终究不过是奴才的王新贵，将二人的私情禀报了苏弘基。

已经上路的玉春被抓回，后来被当作礼物送给了徐辅成大人；魏莲生被逐后四处漂泊。

20年后魏莲生拖着病体重回故地时，已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