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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红色文学传统是左翼文学的极端发展,但是比左翼文学更加反对自由与个人,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狠批私字一闪念”
。
这是将反对私有制赞美公有制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化、宗教化与理学化的一种结果。
这种文学的代表作在小说中有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在诗歌中有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理想之歌》。
而最能表现这种审美理想的,则是江青亲手抓的八个样板戏。
样板戏中没有任何个人私情,《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白茹本来是有点罗曼蒂克关系的,但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就纯化成革命同志的关系。
李勇奇是有媳妇的,然而一出场就遭到了不幸,只剩下他与母亲。
这种安排与猎户老常只剩下父女俩以及《沙家浜》中只剩下沙奶奶与沙四龙,都是异曲同工。
而且老常不想老婆,常宝也不思春:“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样板戏中的有情人绝不能同台,阿庆嫂是有丈夫的,但阿庆早就跑单帮去了;《杜鹃山》中的柯湘是与丈夫一道来寻找雷刚的,不过一出场丈夫就牺牲了。
《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独身,最典型的是《红灯记》,祖孙三代全是光棍。
正如李玉和唱的:“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谊重,依我看阶级的情谊重于泰山。”
因此,“文革”
与“五四”
的反传统仅仅是形式上的相似,样板戏表现的消灭个人的集体主义与禁欲主义倾向,同五四文学推崇个性解放(包括性解放)与个人自由是完全相悖的。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是从甲午海战后开始的,经历了维新派浮光掠影的西化与革命派拟古的现代性之后,五四文学在西化的旗帜下真正把中国文学推向了现代。
在五四文学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中,来自苏联的“一元超现代模式”
并不显山露水,但是20世纪20年代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就露出排斥多元的一元独尊面目。
从30年代的“左联”
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直到“文革”
文学,把“一元超现代模式”
推向了极端与僵化,从而发生了自我解体,完成了一个循环。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从学科的意义上叫作中国现代文学。
其实在“文革”
后期,人们已经不相信那种“极左”
与僵化的文化状况会持续很久,钱锺书已经开手写作《管锥编》,季羡林开始翻译《罗摩衍那》,穆旦也开始翻译《英国现代诗选》,甚至连副国级文化官员茅盾都在秘密地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
一个现代性模式解体后,1978年的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了另一个现代性模式,虽然也是多元混杂,但却与五四文学以西化为特征的多元混杂不同,而是以追寻传统文化的“寻根”
姿态拉开了中国文学进入当代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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