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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老舍 沈从文（第7页）

天保自觉唱歌本领不足，就请杨马兵做媒人，走“车路”

向老船夫提亲，但翠翠并不同意，既因为她心系傩送，更因为她本能地倾向于唱歌求爱的苗族婚俗（她听着傩送在夜间唱的动人山歌做起了甜美的梦就是证明）。

老船夫尊重翠翠的意愿，察觉翠翠别有心思，便没有应承天保。

天保在失望之余驾船远走，不幸溺水而亡。

老船夫得知傩送对翠翠有意，又向顺顺征询意见，惜乎顺顺因为儿子的死没有答应他，反而要求傩送娶王团总的女儿，傩送一气之下远走他乡。

原本情投意合的一对恋人最终未能走到一起。

归根结底，导致翠翠爱情悲剧的不是人性恶，也不是顺顺的天命意识和傩送的倔强性格，而是汉族文化与苗族文化的潜在冲突。

从民族身份上看，顺顺和老船夫两家人应属苗族，但苗、汉杂处的“边城”

已经为汉族风俗所渗透，即使身为苗人的顺顺和老船夫，也不再完全依从苗风，开始接受汉俗。

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汉族婚俗，看重的是婚配双方家长的意志，更多考虑门当户对的世俗因素。

唱歌定情的苗族婚俗，更多遵从婚配男女的自由选择及个人感受。

前者强调理性，后者注重情感。

翠翠及傩送都是生性活泼、喜好自由的苗族青年，他们发乎情本于心的情爱选择，必然与汉族婚俗习惯难以调谐，从而导致两人无法结成眷侣。

沈从文曾提请人们注意他“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10]，这层悲痛或许是来自他对苗汉两种文化存在冲突的深切体察。

事实上，纵观沈从文各个时期的创作，会发现具有苗族血统的沈从文始终保持着对苗族文化的表现热情。

《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的人物明确出之于苗族身份。

这些小说通过追溯远古时代苗人极具传奇色彩的浪漫生活，颂赞了苗族先人尚义厚情、率性自由又不乏英雄气概的可贵品质，其目的在于宣示苗族区别于汉族（包括清代满族等统治族群）的独特族群性格，强化苗族文化的优越性，同时借此批判注重实利、扼杀生机的汉式文明。

在其他湘西题材的小说里，作者虽没有直接指明人物形象的苗族身份，但根据小说中所展示的苗族风俗和苗区环境，也完全可以把他们推断为苗人。

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是充满“爱”

与“美”

的胜境，又上演着各种悲剧故事。

当苗族文化维持其自足自在，湘西即是胜境所在；当苗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近代以来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侵蚀，湘西则随之陷入悲剧。

在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中，“中央军”

的调动立刻给湘西人带来恐慌：“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

“中央军”

对湘西人的威胁，某种意义上可以对应于强势汉文化对弱势苗文化的威胁。

小说的核心情节围绕保安队宗队长与滕长顺一家的冲突展开。

作为汉人的宗队长依仗权势，向苗人滕长顺敲诈勒索，又对长顺女儿夭夭心怀不轨、垂涎三尺，由此成为长顺一家安稳宁静生活的破坏因素。

这种破坏的背后，正隐示着吸收了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的汉文化对淡泊自守的苗文化的主动侵凌。

某种意义上，沈从文所有小说中所包含的关于城市与乡土的对立冲突，似乎都起源于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认守，对有着统治权力族群文化的审视，以及在此前提下所意识到的苗、汉文化之间的深刻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