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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各类创作的成就及其特点（第5页）

（《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等）、池莉的《预谋杀人》、方方的《祖父活在父亲心中》、季宇的《当铺》《盟友》、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潘军的《风》等。

此类作品采用现代主义的蒙太奇和梦幻等手法，破坏以往历史叙事所建立的整体化结构，通过对历史存在的断裂、缝隙以及偶然性的叙述，阐释必然性因果链的虚妄，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历史话语；要么对历史进行解码和重新的编码，在一种抒情的诗意的叙述中，托出历史的另一种真相；也有相当部分的新历史小说喜欢以边缘人物如土匪、地主、罪犯、妓女等为叙述的对象，意欲建构以民间为主体的历史。

尤其是当“新历史小说”

与“家族叙事”

融合之后，形成了90年代“新历史小说”

的庞大阵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高老庄》、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1934年的逃亡》、叶兆言的《追月楼》《状元镜》《半边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肥臀》、阎连科的《夏日落》《耙耧天歌》、张炜的《古船》《家族》、李佩甫的《羊的门》、铁凝的《玫瑰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

这些乡土家族叙事往往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大家族，放在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来演绎其艰涩的存在及其无可奈何的衰变。

在家族小说中，家族丑恶人性的理性批判、文化本源的认同感，以及艰难生存的体念等都处于胶结的状态。

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以家族兴衰和民族革命为经纬，在一种神秘的乡土世界中，叙述了家族的起源、壮大及其湮灭与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幻的复杂图景，成为新时期文学里鲜见的富有史诗意味的厚重之作。

总体上来说，新历史小说喜欢以民间野史为想象的资源，以在野的个人化的民间视角观照历史。

它强调历史的个人体验性，致力于发掘人性，乃至人的本能欲望在历史中的作用。

它强调历史的审美性和想象性，注重展示多种因素在历史构成中的相互作用，力图表现人与历史的复杂景观。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历史小说”

各位作家的风格差异。

“新写实小说”

萌芽于80年代后期，在90年代形成创作**，成为重要的小说类型。

主要的作家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方方的《风景》、苏童的《离婚指南》、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等。

新写实小说将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乌托邦模式作为解构的对象。

它用纪实的手法书写小人物的冷暖人生和鸡毛蒜皮的生活现象。

将人物置于平庸平淡平常的伦常日用生活底层，表现人物在凡庸无聊的日月流逝中的生存状态。

作家采用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纪实手法，叙述生活的流水账，尽量减少主体的介入和感情的显现，号称“零度情感”

。

在“新写实小说”

世界里，王朔的创作别具一格。

他的小说大多以当代生活中的“边缘人”

为对象，书写他们对主导文化的嘲弄，对自我生活的放逐，这种具有“痞子文化”

意味的小说，曾一度引发见仁见智的评论热潮，也曾对后来一些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如刘恒、王小波等。

“新写实小说”

在90年代与“新历史小说”

呈现合流的态势。

“新现实主义小说”

主要是指90年代出现的以描写当下社会矛盾和人生焦点为主要内容的作品。

它可以包括“官场小说”

、描写改革后的农村生活的小说以及一些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小说。

“官场小说”

在90年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得以盛行。

早期的官场小说的作家作品主要有：张平的《抉择》、刘震云的《官场》、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

以传统历史为背景的官场小说主要作家作品有：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

官场小说主要叙述诡秘的官场人生和权力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