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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文学19171927（第5页）

但也正是在这激烈的论战过程中，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初成形态，某些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西方现代派的理论也通过创造社这个渠道被介绍到了中国。

1928年，由创造社发起的革命文学论争整个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文学的历史走向，奠定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基础，马克思文艺理论较前更加集中而迅速地被介绍到中国。

显而易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为现当代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创造社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但同样令人困惑莫解的是，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历史论争中，创造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却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学旧营垒，甚至也没有主要针对从英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新月派，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这些后来被证明为左翼或倾向左翼的作家反倒是他们主要的攻击的对象。

……这一切的一切，使创造社带上了极为复杂的性质。

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见《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170～17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10.从题材来说，是创造社的青年的创作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展示了新文学的“现代生活景观”

——现代都市生活的种种形象。

茅盾认为鲁迅《呐喊》表现了现代的乡村人生，“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

，“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

。

创造社青年的都市观感直接来自日本大正时期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景象，这比黄遵宪当年所感叹的“消防队”

等近代事物更“现代”

了。

郭沫若的《女神》涌动着摩托车、大都会、烟囱（“二十世纪的名花”

“黑牡丹”

），郁达夫笔下有酒楼、妓馆，田汉、陶晶孙笔下有咖啡店，成仿吾笔下的流浪汉，张资平笔下的城市男女……从这里开始，中国文学里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与这样的主人公：沉浮于都市夜色中的男男女女，为现代生活的欲望所鼓噪，恋爱、求学、工作、交际，不断有新的烦恼，不时有精神的空虚，在富有魅力又暗藏危机的生活之流中挣扎。

除了题材，引人注目的还有创造社作家对自身的估价和判断，那是一种满怀生活渴望与成功期许的自信。

表现在创作当中，则是他们面对世界和他人的态度——关于“天才”

的自我想象，这是创造社青年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既是他们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的接受，更代表了一种恃才傲物的自我估价。

李怡：《论创造社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09（1）。

11.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传统与现代性：旷新年在学衡派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尤其在理论上比较有深度。

他提出，学衡派是最早对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进行批评的，这已经涉及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问题。

他认为，五四新文化派总想寻求“根本解决”

的办法，缺乏健全的心态和清明的理性，使传统受到毁灭性打击。

从“反传统”

到“接着”

传统，学衡派是一个转折点。

他还指出，学衡派和新儒家在思想上一脉相通，都强调儒家的信仰、情感价值，他们都是学术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

……也有学者不同意单纯以文化保守主义来肯定学衡派，李怡是其中的代表。

他认为五四并非完全反传统……他指出，五四和学衡派对于传统文化都进行了选择和改造，前者重在“解放发扬”

，后者重在“整理收束”

，他们的思路是相通而非对立的。

二、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但增加了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们眼界更开阔，能够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表现在重视文化与批评的社会功能，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和使命感……也有学者对新人文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

李健中提出，新人文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危机而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

而且它只是创造世界新文化的一种理想，学衡派想以此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必然失败。

三、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多数学者认为双方各自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又都有其局限性。

学衡派是反观五四的一面新镜子，从中映照出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等等。

但许多学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方，而是深入探讨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