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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摒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
……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汪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
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
吴福辉:《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3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超人》的描写,提供了这样的心理逻辑:何彬的爱是天然的、内在的,因而也是真实的,他的憎是矫情的、外加的,因而也是脆弱的,“爱的哲学”
战胜尼采的超人学乃是一个反本复初、重睹真心的心理过程。
这和明人李卓吾在《童心说》中排斥的伪道学的“义理”
,主张返回“最初一念之本心”
,使人不出“真心”
和“童心”
,具有相似的心理逻辑。
《超人》中的爱,是热情入世的,而不是冷情厌世的;它要求人们撤去“尊卑有序,长幼有礼”
的等级藩篱,以平等的态度相亲相爱,具有人本主义色彩。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王统照的生命感伤小说都有诗化或散文化色彩。
这主要表现在,它往往以作者的瞬间感觉印象为切入点,以某种情绪、情调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抒情气氛极浓而故事性不强。
可以说,某种情绪或情调才是作品的真正主角。
王统照的早期和后期也写过一些其他类型小说,而且其中有些是屡被论述引用的名篇,比如早期的《雪后》《沉思》《微笑》,后期的《沉船》《山雨》。
早期小说表现爱与美及其毁灭,与冰心、叶绍钧早期的问题小说类似;后期小说趋向具体社会问题的揭示,重视情节铺叙与人物塑造,接近了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
。
但即使这类小说,其实也带有感伤色彩,显示出王统照的个性特征。
因为感伤是渗透进王统照骨子里的东西,是他的内在精神气质。
阎浩岗:《生命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王统照、郁达夫、废名小说合论》,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1)。
4.“问题小说”
的形成自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
本身,闪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它造就了“思考的一代”
。
……在一段时间内,全社会都来探究“人生究竟是什么”
这样严肃的问题,读者要求小说能尖锐地提出他们所关注的各类社会问题,也并不企望文学一定给予多么明确的回答。
……从提出问题之广来看,问题小说涉及当时青年关怀的家族礼教、婚恋家庭、妇女贞操、劳工、战争、知识者等诸多方面。
其时因问题的尖锐性是第一位的,相应便减少了对小说形象化的要求,造成许多“问题小说”
比较概念化,存在着文笔空疏、人物成为作者某种“主义”
的传声筒等弊病。
其次,问题小说的出现受到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作品的直接刺激。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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