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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鲁 迅（第4页）

的“我”

与“死”

的世界的联系，从而又在“生”

中找到“死”

（吃人）的阴影。

日本学者把狂人的死称为“终末论”

的死（即在必死中求生）。

认为“小说主人公的自觉，也随着死的恐怖的深化而深化，终于达到了‘我也吃过人’的赎罪的自觉高度”

。

这确是深刻之论……

作为历史的“中间物”

，他们的第三个共同精神特征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无穷进化的历史信念基础上的否定“黄金时代”

的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以乐观主义为根本的“悲观主义”

认识。

狂人、疯子、魏连殳等人的孤独、决绝的精神状态和交织着绝望与希望的内心苦闷都以情绪化的方式体现了这种思想或认识，但更为明确的表达却在《头发的故事》中：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N先生的愤激的反问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影的告别》《两地书》等作品中表达的关于“黄金时代”

的思想完全一致，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

比较外在的层次是对无抵抗主义的否定，《工人绥惠略夫》《沙宁》等小说对托尔斯泰主义和基督教的批判是其直接的思想渊源。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否定“黄金时代”

的思想又扩大为对人类历史过程的认识，成为历史进化观的一种独特表述。

……由于“中间物”

的精神特征反映了作家观照现实和自我时的基本人生态度，因而它实际上奠定了《呐喊》《彷徨》的基调：这是一曲回**在苍茫时分的黎明之歌，从暗夜中走来的忧郁的歌者用悲怆、凄楚和嘲讽的沉浊嗓音迎接着正在诞生的光明。

鲁迅以向旧生活诀别的方式走向新时代，这当中不仅有深刻严峻的审判和热烈真诚的欢欣，同时还有对自身命运的思索，以及由此产生的既崇高又痛苦的深沉的悲剧感。

汪晖：《历史的“中间物”

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载《文学评论》，1986（5）。

3.《呐喊》和《彷徨》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期，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

那时他已经失望于辛亥革命那种脱离开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政权变革，认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性质不变，任何政权的更替都不足以带来中国的真正进步。

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

中国的社会政治革命与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彼此区别的两个概念，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规律性，我们应当首先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分析和研究《呐喊》和《彷徨》……

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中国当时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任务却只有一个：破除中国封建传统思想。

《呐喊》《彷徨》没有反帝题材的作品，恰恰体现了中国当时社会思想革命的这个特点。

作为政治革命斗争的反封建任务，是发动广大群众推翻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其斗争对象主要是地主阶级统治者。

《呐喊》《彷徨》描绘的重心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它有力地讽刺和鞭挞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残酷性、虚伪性和腐朽性。

但这是作为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而被描写着的，一般来说，他们不是鲁迅描绘的重点。

他所孜孜不倦地反复表现着的，是不觉悟的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这表明鲁迅始终不渝地关心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

构成《呐喊》《彷徨》中不觉悟人民群众形象的根本特征是作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观念的人的不合理分离，思想意识的落后性不符合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其观念意识的本质是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这导致了他们作为社会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力量的人的严重对立。

当鲁迅把他们从具体的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仅仅作为思想力量的人加以表现时，他们便与其他阶层的人共同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封建社会的舆论力量。

《呐喊》《彷徨》对社会舆论力量的少有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高度重视，而改变社会舆论的封建性质则是鲁迅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