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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人生派写实小说（第2页）

“威镇东南”

“德隆恩溥”

，终觉违心，眼前闪出拉伕、开炮、烧房屋、**妇女和菜色男女、腐烂尸体的残酷镜头。

小说固然从一个“小人物”

的仓皇逃难中反映江浙军阀战争的荼毒生灵，但这些已退居背景的地位了，它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极为充分地剖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委琐自私的灵魂。

潘先生的灵魂内核是利己主义，他逃而复归，归而营窟，甚至他在战争初息便为军阀歌功颂德，无不是为了身家性命，象征地说，是为了他逃难挤火车时排成长蛇阵的一只黑漆皮箱和老少四口的苟且安全。

小说把战祸和逃难者的心理浑然一体地交织起来，不是孤立地写逃难，也不是静止地写心理，而是随战讯的张弛，写人物的心波百折，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一个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仓皇、犹豫、动摇、**的诸多心理侧面。

杨义：《真诚的人生派作家》，载《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3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评论者多把叶绍钧小说的主要创作对象概括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

，我认为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内心世界”

概括更为准确。

除了极个别篇目，叶绍钧小说很少写英雄或巨奸，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甚至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被人忽视、被人遗忘了的人物。

叶绍钧与鲁迅同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但二人的关注焦点不同，创作对象有明显差异：鲁迅往往从普通民众身上看到国民精神的共性，并且以独有的历史意识审视批判民族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意识并非茅盾所谓小说要表现“时代性”

的意识，茅盾所谓“时代性”

强调作品要写出历史发展带来的“变”

，鲁迅则侧重表现从表面的“变”

中看出的“不变”

、循环），而在叶绍钧小说中，“民族”

“国民性”

“历史”

“时代”

并非关键词。

叶绍钧一般不写像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孔乙己、阿Q之类精神反常举止怪异的人，他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生活。

与其他“人生派”

作家不同，叶绍钧即使写社会最底层人物，也不着意渲染“血和泪”

，而只是通过日常生活展示其生存状态，表现其喜怒哀乐、内心欲求。

20年代写童养媳的小说不少，有的作品（例如曹石清的《兰顺之死》）极力描写童养媳所受的令人发指的虐待残害。

叶绍钧的《阿凤》写的也是一个童养媳，而且是佣妇家的童养媳，她常受婆婆杨家娘的打骂，但杨家娘骂阿凤时“态度很平易，说过之后便若无其事”

，打阿凤时是“很顺手地打到阿凤头上”

，在阿凤，“受骂受打同吃喝睡觉一样地平常”

，被打后不久脸上便又会现出笑容。

作者这样写不是为批判阿凤阿Q似的麻木，而是为肯定卑微人物对于“生趣”

“愉快”

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