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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张爱玲（第2页）

，而是在一步步地走进死寂的荒原。

因为作为世界主体的人是自私的，他们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控制，这种欲望导致了人性的崩塌和爱的失落。

只有到了“地老天荒”

、世界走到末日的时候，欲望才会与世界同归于尽，人才可能重新发现爱和复活天性中的真诚。

《倾城之恋》表现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战火反而拯救了人间之爱。

张爱玲对世界是悲观的，对文明是悲观的，对人生是悲观的。

现实中的一切实有，成功与失败，光荣与屈辱，到头来都将化作虚无与死亡，惟死亡与虚无乃是实有。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与人性的悲观。

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人为了摆脱荒芜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

人在拼命争取自由，但总是得不到自由。

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说到底只是“屏风上的鸟”

、被“钉死的蝴蝶”

，想象中的飞翔毕竟是虚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实的。

张爱玲这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使得她的作品挺进到很深的深度。

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维度。

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精彩的人生悲剧。

刘再复：《西寻故乡》，291～292页，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

2.如果说丁玲在重构神话时与冰心是持同一种方式的，即浪漫的诗意的理想主义的表达方式，她们笔下那些貌似普通的故事芯子里却闪耀着神的光辉，因过于理想化而成为一种文学神话。

那么张爱玲则恰恰相反，她的创作始终持一种反浪漫主义的姿态，这不仅表现在她那无法自制的反精英化的世俗倾向对作品的弥漫与调控，更体现在她总有意无意地对人生飞扬的一面进行拆解，露出其千疮百孔的真相，揭露其谎言的性质，让人们一眼把它看透。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这是她对人生的理解更是她对女性处境的描绘。

这位出身于阀阅门第，家道衰败后又在大上海商业都会世俗务实的空气熏染中长大的女作家，在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显示了惊人的成熟和老气。

她天分极高、悟性极好，能看穿五颜六色表象下的人生真相，这使她无法天真浪漫无法痴痴然一片纯情状。

她不可能拥有“五四”

知识分子那种以理想主义为底色的精英意识和使命感，与冰心、丁玲也有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分歧：“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

她几乎对古今中外的女性神话一概看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的美女，世俗所供奉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的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

就是对作为启蒙文本的“娜拉寓言”

，她也发现：那些从《娜拉》学会“出走”

的人往往不过是为自己戏剧化地打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

刻薄的言辞里透出张爱玲那种近乎病态的“揭老底”

嗜好和审丑倾向，童年的伤创性经验养就她冷眼观世的孤高和有点神经质的艺术敏感，这一切令她冷静而真实地走进女人生命深处，成为“五四”

女性神话的颠覆者和解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