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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异质中短篇小说（第4页）

，于是对历史生发的“回忆在心里出土了”

。

因此，作品的现实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先是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中，又倒映着自我的现实感触。

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就是对“大跃进”

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影射”

，但作品描写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

，拿“大道理来唬人”

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

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遇到的冷遇的不平，从一定角度也可说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文学和历史来宣泄他对社会上那种“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对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气，因为小说能勾起人们对现实与历史无尽的遐想。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216～2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我们夫妇之间》鲜明地表现了革命者从农村、山区到达城市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惑，对于男主人公而言，他所面对的是既有城市经验的复活，对于女主人公而言，她面对的是如何适应新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规则，总起来看，则是发源于乡村的革命如何面对现代化的城市问题。

从《我们夫妇之间》所引出的更深一步的话题是，现代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改造在什么意义上从它合理的出发点走向了荒谬的终点的呢？说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存在出发的合理性是因为，纵观业已完成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思想启蒙运动相对的是无不经历过深刻的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

正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日常生活所经历的这种批判重建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相契合，才深刻地改造着传统生活基因，重新塑造着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的样式，实现了人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向现代化的自由自在的非日常主体的转变。

如果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塑与传统生活样式的转型，很难想象现代工业社会能够确立其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

因此，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必要的，不管它遭受多大的挫折和困境。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之《导言：阅读及其理论：十七年文学的阅读视角与文化视点》，13～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在知识分子的启蒙视野中，“乡村”

所传达给作家的情感价值，要远比“城市”

丰富而复杂，但是其积极的文化价值却难以与之相比。

很多时候，它默默地担当着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的象征性形象，成为被批判的“传统”

的靶子。

与这种文学叙事风俗相对照，革命文学对“乡村”

的书写却有着迥然不同的风貌。

……作家们的潜意识中，隐含着对“乡土”

的无限敬畏和对“乡土革命”

浓厚的乌托邦记忆。

似乎不写乡土，就是对革命的不敬和对历史的不真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夫妇之间》与时代文学的主流叙事习俗产生了交错。

小说中，那个被革命文学视为维系血脉、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乡土”

，其意识形态意味被作家大大淡化了。

“乡土”

不再是密切联系着革命的价值空间，不再是生发血性、斗志和**的诗意的厚土，而是追随夫妻情感变化浮现出的生活和记忆的断片。

小说情节推进虽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梭，乡村不断被提及，但是作家所叙述的乡村，都是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

尤其是对乡村的价值评价上，小说更是祛除了其寓言色彩和价值神魅，甚至表现出一种冷漠与淡然。

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在写到“城市”

的时候，却表现出精神和情感上的无限眷念。

……城市对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