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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 歌（第2页）

因此，新民歌运动以后，当代诗歌带着严重的思想和艺术危机进入“**”

这个非常时期。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以后，透过发黄的报纸杂志遥望那场民歌运动，仍然可以感到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

我们无法把它定位为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运动，也无法把它定位为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中的民歌，民歌中的大跃进；在这里，政治与诗学，现实与想象，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融合在一起，让人欢欣鼓舞又让人胆战心惊。

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1）。

3.由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

理论被奉为圭臬，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的过分标举，“十七年诗歌”

本体蜕化为权力和革命话语的被动反映者和承载工具。

它不从心灵和生活出发，而以政治运动和口号作取材和主题的厘定依据，配合中心工作和宣传政策；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完全泯灭或遮蔽。

应该说“十七年诗歌”

的写实性选择本是避免感伤和唯我主义，扩展诗与现实、人生联系幅度的最佳途径，事实上的确带来了叙事诗的短暂繁荣，此间仅长篇就达近百部，它们那种简净的构图方式、传奇性结构框架与清朗刚健的民族化特征，弥补了新诗过于西化的不足；可惜它对社会功能、“客观生活”

单向追求的偏斜，则使诗向叙事性文学所做的扩张只是粗线条的时代写意，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停浮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

“美是生活”

原则使当时工厂、矿山、边疆各建设岗位的劳动写实备受青睐，带来写实色彩的同时，使艺术灵气明显不足，限制了思考品质的提升。

而现实主义构思模式的神圣化，又将重个人情思体验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驱赶到了艺术的边缘，它同闭关自守的拒外时代氛围遇合，理所当然地造成了“十七年诗歌”

艺术型范的单调划一。

“十七年诗歌”

是解放区文学传统流脉的当代延伸，它的风格资源虽然呈多元态势，百花齐放；但在时代崇尚的情绪流行色影响下，和大家向带有革命味道、同绵软调式截然对立的“阳刚”

趋拢，使其仍以崇高刚健为主旋律，这一点在“大跃进”

后尤为明显。

“十七年诗歌”

这种对群体和力的张扬，使诗突破了一己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

放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诗坛，正是存在主义灌注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之时，后现代主义空前崛起，在异化的哀叹与抗衡中，荒诞、孤独、虚无、死亡已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命题；可远在世界一隅的中国，却以创造新世界热情的**动、对英雄的渴盼与歌颂、对崇高的追索，在某种程度上比附矫正着世界诗坛文学意识的倾斜。

因此“十七年诗歌”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罗振亚：《是与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

反思》，载《江汉论坛》，2002（3）。

4.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颂歌”

是一种新的主题样式，“五四”

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

……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汪洋恣肆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述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

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

把这种政治抒情诗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胡风于1949年底到1951年初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以致后来者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50年代重要政治抒情诗人的创作都难以达到这样的独创程度。

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凡“颂歌”

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

体的程式化，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在这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至于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的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如在一个“欢乐颂”

后再来一个“欢乐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