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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新启蒙文学（第3页）

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2）

评论摘要

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性的清理。

这时，人们将退出参与者的角色，换取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立场。

的确，时间的间距为人们的观察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一系列的衡量与定位拥有了更多的参照坐标。

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论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史意味着，人们试图选择哪些文学个案——哪些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事件——充任文学知识的范例，维持文学学科的框架与规模，并且解释这个历史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

如果让我撰写这样的文学史，那么，一个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否从属于某个宏大主题?按照我的想象，这种宏大主题将是文学史的中轴线。

当然，并非任何时期的文学都将指向某一个共同的归宿。

事实上，一种强大的号召通常出现于重大的历史转折之后。

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出现，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

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份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文学又将进入这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

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

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特征同时可以在另一些话语类型——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哲学——之间得到相互的验证。

这样的宏大主题将为文化批评提供一系列运作的机会。

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种种文化概念得到频频征引，成为阐释文学的重要代码。

然而，文化批评的大行其道终将导致某些疑虑：这些概念同样是双刃之剑——这些概念引申出文学某些含义的同时，是否可能产生另一些遮蔽?具体地说，文学的“文学性”

是否可能在“启蒙主义”

或者“后殖民”

这样的文化视域之中隐身而去?韦勒克与沃伦曾经对于这样的文学史非议颇多：“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

但是，如果全面地考察文学感觉到的内容，那么，人们将惊奇地发现，某些部分的文学可能游离于历史语境之中的宏大主题。

文学史之中的些许片断、局部如同除不尽的“余数”

，无法化约。

一系列风格独异的文学作品散落在宏大主题的周围，仿佛一种光晕；它们可能成为这种主题的补充、延伸、开拓，也可能成为这种主题的抵制甚至颠覆。

人们可以说，某些美学感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

这时，文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或者历史学之间将会出现明显的或者微妙的疏离。

例如，一些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业已察觉历史的必然指向，可是，他们还是忍不住为那些落伍的心爱人物吟唱一曲悲怆的挽歌。

这种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可能来自一种矛盾和犹豫，或者来自一种保守意识，一种弱者的苍凉；也可能来自某些远见卓识，来自杰出的直观能力。

许多时候，这样的美学感觉将会在文化秩序的空隙与裂缝之间发现理性的盲点，最终引申出新的冲动。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将文学史之中的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形容为两条轨迹不同的曲线。

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时候，两条曲线之间的重合、交叉、分离与相斥同样是这个时期文学史之中最为有趣的一面。

尽管70年代末期的文学并未提交一份详细的发展纲要，但是，20年之后的历史考察却会轻而易举地导致一个发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存在的中轴线是——现代化。

然而，如同20世纪的历史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卷入了一系列纷杂的冲突。

中国的历史语境——现代化仅仅是一个隐约的雏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现代化自盛而衰——之间的差异，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与“现代性”

理论模式之间的距离，这一切形成了一个错综纷歧的文化空间。

这时，文学感觉到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种声音。

事实上，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