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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新启蒙文学（第6页）

与“50—70年代文学”

的关系被理解为“文学”

与“政治”

这一更高层次的二元对立的演化，“新时期文学”

被描述为文学回归自身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学史叙述又都反复强调“新时期文学”

参与新政治“拨乱反正”

的功能。

“新时期文学”

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开帷幕，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它们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

[2]

③所谓的“重返”

是为了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

主宰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所谓的文学自主论，所谓文学回到自身，文学摆脱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学自主论之上的文学发展观。

这种文学史观将“文革”

前后的文学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理解为“文学”

与“政治”

的关系，我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

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重返”

，是试图通过将我们这一代人自认为亲历和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以90年代以后的知识与80年代对话。

[3]

④现在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很低，我以为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大体可以成立，但在情感上缺少“了解之同情”

；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评价很高，甚至认为已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判断，我以为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情感上也虚矫。

我个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判断建立在“了解之同情”

上。

如果以纯粹文学角度评价中国新时期文学，人们会发现它的幼稚，但如果以思想解放运动观察，就不能不为那些作家的勇气和思想而感动。

[4]

⑤与文学史方面的回顾大多沉溺于80年代昙花一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

的思路不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80年代的文学审美自律等观念弥漫了一种检讨与自责的情绪”

。

通过对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等反思，发现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

为旗帜的“纯文学”

、“纯审美”

以及“重写文学史”

运动当初虽然充满了挑战性和批判性，也都无一例外地被预设出光荣的梦想和神话，但是作为历史性的生成，却又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的规划，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因此，质疑与批判“去政治化”

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重建政治维度”

再次在文学理论界形成热门话题，与其说这是对学术问题纠偏的努力，不如说在深层动机上是对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力的追忆，是对自身“退守自己园地”

（纯学术）——游离于社会的价值立场之检省，表现了当下边缘化处境产生所产生的精神焦虑。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