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 异质中短篇小说（第5页）

来说，不仅是依恋的“故乡”

，还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的寓言结构。

……这种“城市”

对“乡土”

、“个人”

对“历史”

的背叛，既是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背离，同时也是对革命文学“乡土”

这个“起源”

的颠覆。

周保欣：《风俗化政治与文学叙事魅惑——以“萧也牧批判”

为个案的一种考察》，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288～2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

这同样是一个“鱼肉不可兼得”

“大爱”

与“小爱”

戏剧性冲突的故事，但是，阅读这篇小说没有感到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

悲剧的别扭感。

我认为它提供的经验是：一、这篇小说以历史叙事为主，而且它选择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丧失政权外逃之际作为故事背景，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党派、家国命运关联最为直接、个人选择最关键的时刻，所谓“千钧系于一发”

“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紧要关头。

小说对这一历史现场的还原，使个人、阶级、国家命运被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二、小说没有因为“大爱”

的神圣性，而轻视、忽略“小爱”

对于人生选择的分量。

作品对江玫爱情心理的细腻刻画——对齐虹“剪不断，理还乱”

的感情矛盾、抛弃爱情的艰难、割舍后的怀念，不但没有削弱她选择革命道路的神圣性，相反，由于这种选择“忠孝不能两全”

的性质，由于伴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丧失，其神圣性反被加强了。

它证实了同期同类作品中较少出现的、一种“反常的”

艺术经验：当“大爱”

与“小爱”

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即一种悲剧情景发生时（依赖于作品对矛盾场景的设置及作者还原现场的能力，不能给人人为制造冲突、制造悲剧的感觉），依从了“大爱”

的神圣化逻辑及价值取向，但同时对个人的丧失、对“小爱”

的牺牲表示了真诚的、切实的痛惜与怀念。

应该说，《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美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

三、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

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江玫走的是一条“亲情式”

的对革命的接受与选择过程，与林道静仪式性的三部曲：共产党员的指引马列思想武装与工农结合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