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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道信及其禅法（第2页）

，这表明他先到吉州受戒，回来以后璨大师欲往罗浮，不许他跟随。

按照惯例，二十岁受具足戒，道信前往吉州受戒可能是在开皇十九年（599）或稍后。

三祖前往罗浮是在道信受戒回来之后，大概是在仁寿元年（601）左右，其灭度则应于仁寿三年（603）或其前。

《传法宝记》是禅宗最早的文字记录，其云“经八九年”

，看来当时已经无法确定具体年限，因此应当以僧传的记载为准，道宣称是十年，则三祖前往罗浮应在仁寿元年，其时道信二十二岁。

在三祖前往罗浮的两三年中，道信可能留在皖公山。

三祖回来不久就灭度了，此后道信“游方施化，所在为宝”

（《传法宝记》）。

他游化的地方，大概是在皖公山周围，也可能包括他的家乡蕲州。

此后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吉州受度。

虽然他已经受了具足戒，但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和尚，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准许，没有正式的度牒，还只是一个私度僧人。

获得正式的僧人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游方的禅僧来说尤其如此，许多著名僧人直到终老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按照僧传与《传法宝记》，道信是先正式出家，由于“附名住吉州寺”

，才到吉州的，其实也完全有可能颠倒过来，即因为他帮助解了吉州之围，才得以成为吉州寺中的正式僧人。

《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即谓道信“得嘱已，遂往吉州。

遇狂贼围城，经百余日，井泉皆枯。

信禅师从外入城，劝诱道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

其时遂得狂寇退散，井泉泛溢，其城获全。

便逢度人，吉州得度”

，说得很清楚，正是由于道信有全城之功，才顺利得度，成为正式的合法僧人。

对于吉州受度诸书记载相近，道是吉州被贼围困七十余日，井泉皆竭，十分危急，此时道信大师自外入城，马上井水就恢复了，太守向他求教解围之策，他劝众念般若，结果城外贼人见城上四角出现金刚力士，于是群贼奔散，一城之众获全。

这个故事非常神奇，显示了道信大师的法力神通，然而对之进行历史的阐释更加合理。

其实围城的不一定是打家劫舍的贼人，有可能是前来请愿的农民。

如本传记载，“须臾外贼，见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绝伦，思欲得见刺史，告曰：‘欲见大人，可自入城。

’群贼即散”

，看来他们围城的目的就是要见刺史，因而虽然看见力士十分恐惧，还是未改初衷，但听说让他们入城晋见，他们还是没有这个勇气，而是分散走了。

道信大师也不是帮着刺史欺侮农民的御用僧人，而是一个调解人。

既然城围甚严，道信怎么能够随便进入？虽然可以说是他用了神通法力，但还不如说他进城是得到了请愿的农民允许，或者说可能负有使命入城，他一进去，井泉即复，不如说他先代表围城农民答应不禁止水车入城，而劝众念般若，不如说是让刺史及城中富豪多发慈悲之心，答应救济城外农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既然请愿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农民自然解围而去。

这一事件发生于何年，僧传没有明确记载，《传法宝记》说是“至大业度人，配住吉州寺，属隋季丧乱，群贼围城七十余日”

，既言大业中，又称隋季丧乱之时，看来只能是大业末年了，《景德传灯录》则直接说是大业十三年（617）。

其实大业中是对的，但说是末季丧乱之时就不对了。

一是丧乱之时不可能还“访贤良，许度出家”

，二是若说是大业末年，则此后十年居庐山，又三十余年在双峰，时间就对不上了，道信至少活到显庆二年（657）才行，而这又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概因为围城之事，后世便误认为是末季丧乱之时，其实围城的只是请愿的农民，故容易解散，真到末季，天下崩离，就无可救助了。

按照本传，此事必须发生在大业七年（611）之前，即吉州受度应当在大业元年（605）至七年间，而最有可能是在大业三年（607），证据如下：

其一，《宋高僧传·弘忍传》称弘忍（601—674）七岁得遇道信，弘忍七岁时为大业三年，道信有可能是在前往吉州的路上经过黄梅、遇到弘忍的，此前他有可能一直在皖公山周围游化。

其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录有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诏于是年“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

，可见其年国家确实度僧，且共一千人，名额算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