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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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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按指宋国发生陨石落，六鹢退飞事），曰：‘是何祥也？凶吉焉在？’对曰：‘今兹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

叔兴所言之事，是得到应验的。

《左传》记载有关天变异象之事，采取了无证不信的态度，这是《左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49]司马迁释雉鸣事，正是继承了先秦史家这种无证不信的撰史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博采众说以补经文之缺佚，与上述采用经文互证方法解释经文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此类“拾遗补艺”

中，今文等家说之所以被采纳，其说与经文之间的联系之所以能被确定，是出于司马迁对经文和经说所作的综合考虑。

换言之，对“六艺”

异传说之真实性作出判断所依据的标准已经不是经文，而是司马迁自己的历史思维。

司马迁对“六艺”

的认识，在分析和运用经文所载史实上也有充分的反映。

殷周之际，乃古代历史之巨变。

司马迁用相当多的文字，叙述了此历史之变化。

例如，《史记·周本纪》叙述周文王的对外征伐活动，云：“诸侯闻之（按，指质虞芮之讼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

殷之臣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

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明年，伐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徒丰都。

明年，西伯崩。”

关于文王征伐活动，经文多有记载。

《诗·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即伐于崇，作邑于丰”

，说的是文王受命后，征伐崇国，迁都于丰。

《诗·皇矣》：“帝载明德，串夷载路。”

《毛传》曰：“徒就文王之德。”

郑玄笺：“串夷即混夷，西犬国名也。”

（《诗·采薇·序》亦有“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

语）。

此所谓串夷、混夷，即指犬戎或畎夷。

[50]文王伐密须载于《皇矣》。

而文王伐于国事，则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泰誓》语：“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此役乃文王用兵极盛的一次，[51]故云其功绩比成汤还要辉煌。

文王伐耆（即黎国），载于《尚书·西伯戡黎》。

然而据现存文献，将文王征伐活动联系起来作说者最初始于《尚书大传》。

但《大传》所载文王征伐过程与司马迁的记载多有不同之处。

《大传》说：文王一年质虞芮之讼，后依年伐于、密须、畎夷（被囚）、（获释）伐耆，伐崇并称王。

此处所谓文王称王等问题较为复杂，容在另文中讨论。

这里主要谈文王征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