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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第2页）

学术讨论的思考》，通过对文论领域“现代性”

问题的梳理，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具体的方法。

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

，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面对“现代性”

的挑战，一方面要注意历史语境；另一方面要超越文论产生之时的特定语境，将审视的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历史语境。

与此同时，古代文论的研究要立足当代问题，使转换后的话语可以直接参与当代批评活动。

[3]通过这两篇文章及其他一些使用大致相同思路的研究专著，[4]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希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互动，以及参与当代社会批评话语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

然而，强烈愿望的表达实际正意味着话语权的旁落，因为如果按照古代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评论在当时语境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借由对作品的评点而参与人物品评；借由为文学立法而参与为整个社会立法，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的确，古代文论研究在今天的学术界并未具有像在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和话语权威。

从数据上看，当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领域研究论著的引证率远高于古代文论，这与古代文论关键范畴在“中国基本古籍库”

与“四库全书”

中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反差。

从学理上看，当古代文论研究还在纠结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时，各领域的研究都早已跳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思维，逐渐建立起“多元现代性”

理念，讨论如何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冲击—回应”

的解释模式，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学术和社会的发展。

[5]取消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国学”

甚至整个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的合法性都受到了热议，借着90年代国学的兴起而重新繁荣起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在这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语境中将何去何从？摘下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古代文论话语将如何面对话语权威的日益失落？古代文论的言说对象到底是谁，它是否必须或者只能用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当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论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厘清？古代文论与国学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类别之间的关系是否也需要厘清？尽管有80年代的“文化热”

和90年代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国学热”

，但古代文论学科虽有发展却也一直没有摆脱话语权旁落的焦虑。

因为古代文论虽已独立成科，但其兴衰沉浮一直是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没能发掘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所以兴也失语，亡也失语；兴也焦虑，亡也焦虑。

这种根基不稳的情况或许源自五四以来的西学冲击，也因当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日益变动的社会形式和日益多元的研究方式的转型，而日趋明显地显现出来。

当代国学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对发展方向的探索，杜维明主推儒学的文化内涵，提出“东亚儒学文化圈”

“文明的对话”

“启蒙反思”

“世界伦理”

等一系列儒学的当代命题；成中英坚持开拓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涵，用纯哲学的对话将国学思想推向世界；国学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讨论以古代话语服务于当代正义的问题。

发展的同时批判质疑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代文论研究有必要打破现有的类别局限，重新反思自己的独特性，有必要梳理自己从古到今一路走过的历程，在新时期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

只有这样才能不依附，有自信，主动参与而非被动回应当代学术的对话，才能有自我，不焦虑，图得更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