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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诗学的主体视角（第4页）

李春青：你说的很对，我所说的文化诗学在价值取向上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主义的，仍然抱有一种批判的立场，追寻意义，因此更接近于雷蒙·威廉斯而不同于海登·怀特和格林布拉特。

换言之，我依然是在寻求意义而不是一味颠覆和解构。

从文化思想的演变史来看，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总是徘徊于或者游走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

他们从古老的传统中寻求营养，总是试图探求一种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因此常常对现实政治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态度，而且对个体精神自由有一种执着的追求。

这就是他们怀抱一种中国式的乌托邦精神。

然而现实状况又往往是严酷的，政治的高压与功名利禄的**，又使得他们很难摆脱统治者的召唤，从思想者变为政治的工具。

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则是代表乌托邦精神的言说被置换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

我们所说的文化诗学就价值取向而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摒弃僵死的意识形态教条，而弘扬古人那种活泼泼的乌托邦精神，使之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主要资源。

（三）中西思想的对话与多元共存

刘思宇：在儒学研究方面，您认为当今我们寻找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关键点在于与西方现代哲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您曾经援引安乐哲、郝大为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英国—欧陆的思考者能够在古代中国发现弥补性资源，以发展宇宙论差异的视野以及清晰表述那种视野的语言”

。

那么在这样中西哲学的对话中，您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西哲学的差异与互补性的理解是否会与中国学者不同？中西学者对对方哲学传统的理解是否会有主观偏见？真正的对话能否实现？您是否有兴趣继续阐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古今中西对话的特殊意义？

李春青：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宝藏，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面对这座文化宝藏，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态度和理解肯定是大不相同的。

西方人为了解决自己思想文化传统面临的问题而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试图在与“他者”

的对视中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以便找到解决的路径。

中国人则基于与自己传统的血脉联系，试图依靠弘扬传统来振兴当下文化，从而摆脱跟在别人后边鹦鹉学舌的窘境。

这两种态度都没有错，但是如果站在更高远的立场。

例如，时下许多人倡导的“全球对话主义”

“文化对话主义”

“世界主义”

的立场来看，则上述两种态度就显得不那么够用了。

无论中西，无论古今，要进行一种大视野的文化建设，就要把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当作共享的资源来看待。

这就需要不同文化传统之间持久的对话。

对话在根本上并不是要在对传统的理解上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与评价，而是要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在当下文化建设中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具有全球视野的文化建设也并不是要寻求一种整齐划一的文化思想体系，而是旨在寻求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而“对话”

恰好就是其共存的前提与纽带。

（四）主体视角与治学体验

刘思宇：几乎在您所有的论文论著中，从较早时对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研究到最新的对西周到汉魏时期古代知识阶层趣味演变历程的研究，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非常宽广深邃的历史视野。

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是您整个研究思路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记得您在《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中“我对老师的敬畏”

一文中提到您少年时期特别爱读武侠小说，手不释卷，沉浸在那个世界中，深受书中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的感染。

您在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深厚的历史素养和对历史真实的执着，是不是与您以前阅读历史文化小说时获得的深切个人体验息息相关？

李春青：是的，我一直喜欢阅读从历史角度解说思想史、文学史的著述，而对于从纯粹哲学角度，或云概念演绎与逻辑推理角度谈论思想史、文论史的著述敬而远之，总觉得前者是有根的，后者是容易陷入架空立论。

所以我们自己在探讨文论史或文学思想史上的某个问题时，一般也是从阅读史书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