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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第2页）

其中某些东西正如《庄子》中的鹏和鲲的变形……所以，为把我们带出峡谷，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次变形；而且我们的诗人可以从一个冥海航行至另一个，沿着河流上游至天，那儿他将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流星。

关于这也有一个传说，有个人每隔一年看到一排竹筏漂流在河上，直到最后一年他乘上了这排竹筏，并发现他被带入了银河：对束缚于地上的人类来说他像一颗‘客星’”

。

[8]

中国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则不仅仅是纯粹的兴趣，而是把对传统文学文化的意义探索与自身与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紧密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

例如，《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一书的“代序”

，就用了一个使命意味极强的题目：《中国文学理论的凝结、坚守与突进》，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总结与展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说，文学理论是有所作为的。

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后，下一个30年又开始了。

据说，我们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面对全球化，出现了两种态度，第一种是‘西化’或者拥抱‘全球化’，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第二种是‘中化’或者拒绝‘全球化’，寻找纯粹的中国性。

两者之争，在文学理论中也有所体现。

接受现代理论，了解当代理论的最近发展，这是我们必须的事，但这不能取代独立的创造。

研究古代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吸收古代理论中的有益之处，这当然不可避免，但是，要想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我们回不去。

当代文学理论之源，不能在西方找，不能在古代找，而应该建立在当代文学和文化实践之上。

现代会取代古代，文明会战胜野蛮，但这不等于走向‘西方中心’。

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更新，在失去文化主体性时，就变得相互对立；但只要有了这种文化主体性，就成了同一件工作的两个方面。

这种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当代的文化实践。

建立现代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9]在高建平的研究动机中，“有所作为”

、“在现代社会中吸收古代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文化主体性”

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观点。

虽然本书并不同意他对文论研究的总结，但对他的学术使命感是完全理解的，这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对自我存在的探索之中。

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因为根本问题的不同，来自外在的对于“是什么”

的追问与来自内在的“如何阐释”

的探索，自然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面貌，而“是什么”

的追问实际恰好为我们提供了重回根本问题的契机，在探索最佳的阐释策略之前重新关注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尤其在他者的眼光中，这种独特之处可以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也因为他者将这样的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所以当研究深入一定阶段时，也会希望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自己所处环境的框架内，而这样的框架，在当代仍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中，则是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框架。

这便与国内学者的当代探索不谋而合。

而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的研究者虽然处在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为主流的全球化语境中，其研究动机是非实际功利驱动的，而是凭内在的、个人化的兴趣而为。

此外，在萨义德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下，海外的研究者一直与政治和权力保持距离，尤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在面对中国学术与全球化格局的关系时更具强烈的主流与非主流、强势与弱势、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反思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与国内学者的探索殊途同归，同时因为对研究对象的独特兴趣，以及自己的特殊身份，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对各方面的权力都具有更强的反思意识。

这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反思意识在CarlosRojas和AndreaBaer两位教授合编的代表海外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牛津当代中国文学手册》的结论文章中得到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