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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第4页）

的研究进一步向外展开了。

[10]

由此我们看出，海外的研究不仅在提出研究对象的问题上与国内的学者因为动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代的研究者们也是在下意识地与政治、权力等现实的逻辑保持距离，希望以其游走于不同文化、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独特身份进行独立的、反思性的研究。

而进行这种反思的前提，又与最初的研究目的实现了统一，即在跨文化的开阔视野中对研究对象本身“是什么”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为，海外的研究在内涵与外延上都能为当今国内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认为，寻找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并不是本书研究的目标，而是希望从动机以及格局的不同，来看海外研究怎样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独特性的发掘，以此裨益于中国学术极具现实关怀的阐释方式。

这样的理解也使得这样几个人们常常讨论的问题不言自明：第一，为什么海外学者讨论中国问题时较少引用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集中体现是在将《剑桥中国文学史》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收到中国读者的反馈，希望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两位编者在参考文献中加入相关的中文文章和专著，而两位编者则委婉地回绝了。

他们认为“中文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应当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们这部书是为非专业英语读者而写的。”

[11]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引用或者参考而不在参考文献中列明，显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海外权威的学术研究和出版社绝不会碰这样的红线。

或者如果只是考虑到英语读者的语言障碍，也可以列举优秀中文专著的英文翻译版本。

这样的译文译本以及国内学者的英文发表，根据张西平2015年《中国文化“走出去”

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从大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英文期刊的创刊，到“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立项数量的逐年递增，再到“中国学术前沿”

社会科学系列期刊的不断壮大，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在全球发行范围的不断拓展，数量已经在逐年增长并且达到了相当规模。

[12]但正如这些研究成果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情况一样，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海外著作中的缺失只能是因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相反，我们清晰地知道每一部国内的中文研究著作都会旁征博引，广泛涵盖欧美以及东亚不同语言的研究，或者译著。

这显然不仅仅是语言障碍，而更多是对本书观点的印证，两边学术研究，虽然面对同样的文本，但根本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

海外研究问“是什么”

的问题，所以并不关心“怎样阐释”

以直接裨益于现实的生存认同。

而国内的研究问“怎样阐释”

，却不得不根据研究对象“是什么”

的事实来确定阐释的策略。

所以两边互相参考的状况是难免不对等的，尽管这并不妨碍两方就共同关心的“是什么”

的问题进行对话。

第二，现在中国学者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中国国内研究者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海外，为什么在国际期刊上刊载中国学者文章的数量并没有大幅的增多？问题仍然不在语言，当然也不在国内学者研究的质量，而是不同的问题意识创造了不同的游戏规则。

第三，为什么海外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很多，而专门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当然不能仅从跨学科来解释，更多还是因为讨论研究对象“是什么”

的研究方式。

抛开学科的局限，要问古代文论是什么，自然离不开对与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等领域的探索；而要问文学作品是什么，也自然离不开对文学观念、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