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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人文的启示（第3页）

比如，前文提到的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共收录从7世纪到19世纪的超过37万人的传记资料。

如果我们利用这个大数据库进行一些“数据挖掘”

的处理，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一时期不同作家或者诗人之间的关联，从而更科学、更清晰地看出不同文学流派的特征和演变。

但是包括“数据挖掘”

在内的各种技术上的数据搜集和处理方法，不能代替学者的人文思考。

没有思考和理论的“数字人文”

研究就好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长久、深远。

文学理论和人文学科中思考的主体作用是本书一再强调的。

只有建立在此之上，合理地运用“数字人文”

的方法，才能锦上添花。

（4）“数字人文”

更有利于直接回答“实证”

性的问题，但同时也对“规范”

性的问题有间接的启发。

无论是在本书中，还是在上文中介绍的陈冬华等的研究中，我们的研究问题，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都是“实证性”

（positive）的问题，也就是“是什么”

和“为什么”

的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跟“实证性”

的问题相对应的是“规范性”

（normative）的问题。

“规范性”

的问题一般是指“应该怎么样”

之类的问题。

具体来说，本书中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的发展如何影响社会文化。

根据定义，这是一个“实证性”

的问题。

前几章一系列的分析就是着眼于文论、文学及其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应该探索前者对后者施加影响的渠道或者机制是什么。

简言之，本书并不想直接涉及“文学是不是‘应该’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这样的问题。

和其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类似，虽然研究的主题是实证的，但不是说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对应的规范问题就没有启发。

我们有各种逻辑和经验证据说明文学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文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么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地发展文论，鼓励文学在社会中不断产生更多的影响。

当然，“文学是不是‘应该’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或者说文学是不是应该独立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存在，则是本章没有直接回答的一个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广义的“数字人文”

的方法可能并不一定能提供直接的研究工具。

此时只有文学范畴内的深度思考才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