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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上 在改革中成长（第3页）

当时进驻我们学校的“工宣队”

老师严厉批评了这个同学，说他无产阶级思想还不坚定，吓得这个同学直哭。

从上述回忆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当时学习的经济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

直到西安师范政教科快毕业的时候，我才买到了一本当时公开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这本书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

基本思想的公开读物，虽然这本书的里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有“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这样的言辞，甚至个别地方也有大批判的味道，但总算是一本较为忠实地系统概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好书。

我用了三个月时间认真地读完了这本书，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总算有了初步地理解和认识，向经济学的大门里跨进了第一步。

1974年7月西安师范毕业后，我并没有被分配到中学去教书，而是被分配到西安市教育局工作，而且在教育局工作了一年左右后，又回到西安师范工作，在当时的西安师范政治处工作，任理论干事。

当时我刚刚23岁，精力旺盛，把更多业余时间都打发在了经济学的自学上。

因为在政治处工作的原因，我当时能在学校图书馆中看到一些被封存的西方经济学论著，其中包括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因此，我当时是一边半信半疑地读着像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这样的极“左”

刊物上刊登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一边又半懂不懂地读着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名著，脑袋里边基本上是一锅糨糊。

我将那几年称为自己在经济学学习上的糨糊时期，当时在经济学思想上实际上并无“主心骨”

。

好在这种糨糊时期终于随着1977年的恢复高考而结束了。

1977年我有幸考上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总算开始了经济学的正规学习。

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学习多久，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当时“**”

刚刚结束，经济学的教学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教学体系及内容都没有实质性变化，而且讲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仍然是讨论原有的那些“教条”

，几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创新。

因此，我在本科学习了一年多后，就提前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师从何炼成教授。

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有大量的自学时间，而且当时国门已经开始打开，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著已经开始逐渐介绍到国内，我已经具有了研读现代经济学名著的条件和时间。

应该说自1979年9月考上研究生到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是我经济学基础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从此时开始，我已经开始通过经济实践和自身价值判断而能开始审视各种经济理论的真伪性和科学性程度了。

当时回想到自己以前在课堂上所学的那些所谓的经济理论，内心很酸苦，似乎有些被人愚弄的感觉。

我当时认为，凡是被经济实践所证实确实是科学的任何经济理论，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思想财富和学术创新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这段时间中结合硕士论文的写作，开始清理自己头脑中的各种经济理论，去伪存真，求真求实，这是我第一次在自我否定中使自己升华。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3年，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有所创新，例如，农村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启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等等，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规模推进，则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

后来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代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现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等改革实践，推动了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

我也在这些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中，不断地否定自己，使自己在自我否定中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