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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议礼（第4页）

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击之。”

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一人跪伏左顺门，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

帝方斋居文华殿，命中官谕之退，不听。

帝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丰熙、张翀及御史余翱、郎中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纯八人下狱，杨慎等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

帝益怒，命尽录诸臣姓名，时有不在列者，其亲故以不与义举为嫌，多为代书，遂系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狱；孟春等待罪。

越数日，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编修王相等十有七人杖死。

自是衣冠丧气，萼、璁等势益张。

九月，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尊称自是遂定。

明代尊宋儒，以程、朱之言为科律，独于程子之濮议则反之，不惟反之，且矫枉而过其直，至不可以道里计。

宋英宗欲尊所生之濮王，程子议止宜称濮王为皇伯父，欧阳修不以为然，当时遂以欧公为邪说，然英宗于所生止求至称本生考而止，皇字帝号，皆所谨避，虽太后有诏而英宗避不敢当。

故欧公之论，谓父子之名不可以强改，虽与程子意不合，在欧公固心安理得也。

嘉靖议礼，其始杨廷和辈皆挟程子之成见，固亦觉其过拘，至谓奉迎兴国太妃时，若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子不可以臣母，则至称以本生，亦可以已矣。

嗣是而热中之徒，假此为进取之快捷方式，本生不已，称皇称帝，更进而称在庙之孝宗为皇伯考，见在之太后为皇伯母。

如璁辈所持之议，不且入庙而臣皇伯考，入宫而臣皇伯母乎？若以为称伯母伯考而非臣之，则前此不受叔母之称，于义亦无当矣。

然犹未已也，侥幸之门既开，但能设一说以导帝纵情以蔑礼，即富贵如操券，其变幻又何所不至矣。

四年五月，又作世庙。

初，国子生何渊首请建世室，廷臣恶之，出为平凉主簿，求内改，帝擢为光禄寺署丞。

复申前议，请崇祀献皇帝于太庙。

章下廷议，席书率群臣言：“天子七庙，周文、武并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

献皇帝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渊妄为谀词，乞寝其奏。”

敕令再议。

书等言：“将置主于武宗上，则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则以叔后侄，神终未安。

在廷诸臣，于称考称伯异同相半，今祔庙之举无人以为可者。”

时张璁亦言入太庙为礼之所不得为。

书复密疏劝止，帝意不可回。

书遂请于皇城内别立一庙，前后寝如文华殿制，出入不与太庙同门，座位不与太庙相并，祭用次日，庙欲稍远，庶以成祢庙独尊之礼，避两庙一体之嫌。

诏可。

亲定名曰世庙，而世室之议乃寝。

冬十二月，《大礼集议》成，颁示天下。

先是，帝命席书辑《大礼集议》，因言：“以书及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五人为正取，熊浃、黄宗明、黄绾、金述、陈云章、张少连六人为附取，其中又有楚王、枣阳王二宗室，皆建言在嘉靖三年以前。

若何渊等亦在不取之列。

其他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召用后者，皆以为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一切不录。

又有奏乞附名之聂能迁、王价二人，建言在三年二三月，应如其请。”

帝从之。

及是书成，进书太子太保，以璁、萼为詹事，献夫、韬为少詹事，诸与议者皆进秩。

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

五年九月，以世庙既成，章圣太后欲谒见，帝询璁、萼，俱援庙见礼，言：“宜先见太庙，次谒世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