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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描述 欧美社会伦理影片创作进程概论（第2页）

他们扯开枕头，鸭绒像雪花一样满屋飘舞，他们高呼“打倒学监”

“废除惩罚”

“暴动万岁”

等口号冲出宿舍。

影片以寄宿学校隐喻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残酷、卑劣，统治者以教育的名义，扼杀压制纯洁而活泼的青年学生，力图把他们纳入既有的规范之中。

让·维果以理想化的诗意手法描述学生们的胜利和青春的**。

影片曾因其反社会和颠覆性而被禁映。

这一时期，电影大师卓别林又拍摄了《城市之光》（CityLights，1931）、《摩登时代》（ModernTimes，1936）、《凡尔杜先生》（MonsieurVerdoux，1947）等影片。

观众在被主人公流浪汉查理的种种行为逗乐的时候，并不会忽视影片深层对社会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伦理片：1946—20世纪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难以估算的毁坏，经历战火洗礼的人们厌倦了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的银幕梦幻，他们渴望电影能反映他们的苦难、贫困、希望和斗争。

这直接催生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

以《偷自行车的人》（Ladridibiciclette，1948）、《罗马11时》（Romaore11，1952）、《温别尔托·D》（UmbertoD，1952）等影片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还我普通人”

“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

为口号，大量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普通意大利人民所面对的失业、贫穷等现实生活问题。

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DeSica）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Ladridibiciclette，1948）的故事来自一个报纸上只有两行字的极其普通的新闻报道，讲述一个人和他的孩子在罗马街头奔波了24小时，寻找他们丢失的自行车，结果却是一场空。

影片通过普通工人安东·里奇失业、得到工作、失车、找车、偷车的过程，触及了意大利下层社会的普遍问题——失业，深刻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

情节很简单，但德·西卡善于在这个基础上勾勒出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罗马的形象：从贫民窟到富人区的生活、地摊市场、教堂、警察局、体育场、妓院等，这些不仅构成影片情节的背景，而且以一种悲凉痛苦的色调成为影片的有机部分。

《偷自行车的人》全无救世主式的道德说教，而是以纪实的手法，在看似不动声色之间，传达真挚的情感和理性的社会批判。

摄影机跟随安东·里奇父子在大街小巷奔走，观众也随同他们看到了意大利生活的众生相。

那个关于“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偷窃”

的主题含义通过剧情自然而然地透现出来。

影片展示了许多细节，广泛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

安东·里奇来到当铺典当被单，一个店员拿着那包被单，走进通道，爬上货架，货架一层又一层，上面堆满典当的被单。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的绝不仅安东·里奇一家。

在精神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人面临着信仰崩塌的精神危机，有一种“万物崩离，中心失依”

的迷惘和孤独感。

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再度繁荣膨胀，人们又感到了日益加剧的“物欲”

和“异化”

的危机，他们认为物质的膨胀使人失去了世界的中心位置，他们的个性和价值以及精神上的独立性被剥夺了。

在此背景下，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人因感觉到信仰的丧失和幻想的破灭而变得愤世嫉俗、颓废失意，甚至放浪形骸，以各种姿态来反抗现实社会和既有秩序，这便是法国的“新浪潮”

电影和英国的“自由电影”

运动诞生的背景。

1959年，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Truffau）导演了他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四百击》（Lesquatretscoups），成为“新浪潮”

电影最为重要的影片之一。

该片是特吕弗五部互相衔接的自传体影片的第一部，其中很多情节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创作的。

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安托万的男孩。

他的继父是一个汽车俱乐部的秘书，整天只想向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