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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近代卫生观念传入中国（第1页）

第一节近代卫生观念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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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卫生观念曾是宗教和巫术的混合体。

例如禁食猪肉源于对猪肉是污秽的认识。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人们开始采用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向自然寻找疾病原因，由此将近代卫生的理念建立在卫生学的基础之上。

卫生学是近代才产生的科学，其社会根源是工业革命对人和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机器大生产对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传染病的流行；其学理基础在于18、19世纪西方的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不断进步和成熟。

根据近代知识分子的梳理，最早的卫生学著作是1752年普零格氏（Pringle）著的卫生学，其引申司丹汉氏（Sydenham）的流行病学说，讲述在医院及兵营中管理肠胃病之方法。

[1]在此之后，1858年德国卫生学创始人之一的拍腾科斐氏（Pettenkiene一书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卫生学著作，日人译作卫生学。

[2]

近代的卫生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系统科学，具有科学性，同时作为维护公众群体健康的科学，具有社会性，因此“卫生学的现代，应为实验卫生学与社会卫生学的总称”

[3]，在英美国家通常用PublicHealthy（公共卫生）来表达卫生学。

在一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也应当以公共卫生学代替卫生学，如陈方之就主张将Hygiene重新界定为公共卫生，以明确这个新事业，并清楚地区分其与当时流行的各种个体卫生的重大差异。

近代的西方国家将开展公共卫生作为国家的基本责任，这源于社会契约论的影响。

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政治产物，对外要求国家富强，对内要求天赋健康权，劳动力的健康是保持国家工业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世纪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卫生运动，英国是这场运动的先驱。

作为第一个开展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在享用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的同时，也在承担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其中城镇的环境卫生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以埃德温·查德威克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通过济贫工作的实践和全国性的卫生调查，认识到提高民众健康水平才能切实地减少贫困，由此发动了公共卫生的改革运动。

在查德威克等人的推动下，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设立中央卫生部，制定全国性的卫生健康标准，并推动地方卫生的改革。

1866年，英国议会通过约翰·西蒙改进制定的《公共卫生法》。

其后英国又陆续制定和通过几个卫生法案，直至1875年《公共卫生法》的颁布，持续近30年的公共卫生运动才告一个段落。

英国自此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环境卫生状况、人民健康水平都得到了切实地提高。

[4]

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在沿袭地方自治传统的同时加强中央集权，以说服和教育手段为主。

德国则作为另一种模式的代表，成为近代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又一典范。

德国的公共卫生行政主要建立在行政官僚与警察的基础上，实行较为严密的卫生警察制度。

[5]1883年德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制性医疗保险体系，规定年总收入在某一水平线以下的人群必须参加，而水平线以上的人群可以自主选择，这一体系成为很多国家设计本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标杆。

[6]

当西方的卫生出现了从偏重个人体验到国家与社会积极干预的转变之时，中国历史也走入了近代，但这种变化并未直接而立刻地在中国产生影响，近代卫生的含义经历了复杂的转化过程。

“卫生”

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卫生”

最早的文献出处是《庄子·庚桑楚》，其中记述了老者南荣趎求见老子，希望能获得“卫生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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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