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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惩罚与感化（第1页）

第一节惩罚与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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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惩罚

中国的刑罚学主要诞生在清末司法改革，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如孙雄、李剑华、芮佳瑞等人。

刑罚是对于破坏法律者的强制的制裁，[1]中国传统的刑罚偏重于肉体刑，以严酷的刑罚威吓人民，从而避免犯罪的可能性。

随着西方人道和感化理念的引入，早期的学者们号召监狱改革，强调对在监人犯精神上的改造。

[2]他们重新对监狱的惩罚功能作了定义，认为惩罚就是对犯人判处监禁。

为此，监狱废止了施行于犯人肉体的刑罚，代之在精神层面对犯人进行改造，监狱“行刑之目的，在化除恶性，养成技能，锻炼体格，使出狱后，回复良民生活，为国家社会有用之人”

[3]，这种对狱政的改良成为国家重建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4]

民国初期并没有完全废止肉体刑，1914年颁行《易笞条例》，恢复了某些肉体刑，如1916年阎文寿就曾因盗窃玻璃被判拘役30日、笞刑60下[5]，但颁行没几年，即行废止，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已经完全以自由刑来代替了。

这一时期的刑罚主要有主刑和从刑，主刑有五刑，分别是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判决的依据是根据罪犯所犯罪行的大小，从刑有褫夺公权及没收。

罚金是财产刑的一种，是最轻微的刑罚，民国时期被判处罚金的人数是比较多的，1934年北平地方法院被判处罚金的人数有5942人，判处金额达84372.6元。

[6]罚金的目的有二：“一是保全犯罪者的廉耻，一是重惩犯罪者的贪婪。”

[7]从罚金的缴纳情况看，1934年缴纳全额罚金的人数为3345人，金额24814.2元[8]，缴纳人数占应缴纳人数的56.24%，缴纳金额占总缴纳金额的29.41%，可见对于大部分判处罚金的人来说，罚金的金额是无力负担的，对于无力缴纳者，就采取“罚金易服劳役”

，即用劳役来抵消罚金。

罚金多与拘役或徒刑一起判处，如冯俊因贩卖鸦片代用品被判处徒刑一年二个月，罚金200元。

[9]

表5.1北平地方法院被告人数及刑名

表5.2北平地方法院判决被告人罚金表

续表

拘役是一种短期剥夺罪犯自由的刑罚，刑期很短。

拘役的期限为1日到4个月，从北平地方法院的判决上看，一般最高为80日，最低为7日。

被处以拘役的犯人罪行比较轻，如杨振清因在天桥偷得角票8毛，被判拘役60日。

[10]在民国的刑罚中，判处拘役的人数是比较多的，仅次于有期徒刑。

被判处拘役的人中，犯窃盗罪的人数是最多的，1930年全国被判处拘役的男犯为8587人，女犯为1136人，共9723人，犯窃盗罪的男犯为2084人，女犯为66人，共2150人，占总人数的22.11%，人数最多。

徒刑分为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最低者为2月未满，最高者为15年以上，但遇有加减时，刑期最低可以减至2月未满，最高时加至20年。

无期徒刑指的是终身被剥夺自由。

在监狱的服刑者中，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主要是犯杀人罪及强盗罪的。

1930年全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有280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抢夺、强盗及海盗，男犯121人、女犯2人，共123人；其次是特别法惩治盗匪，男69人、女1人，共70人；再次是杀人，男51名、女2名，共53人。

[11]判处有期徒刑的犯人，男犯有45005人，女犯有4704人，共49709人，犯鸦片、窃盗和伤害罪的人数最多。

其中，犯鸦片罪的男犯有16590人，女犯有2232人，共18822人；犯窃盗罪的男犯有10038人，女犯有508人，共10546人；犯伤害罪的男犯有2438人，女犯有347人，共2785人。

表5.31930年全国无期徒刑罪犯主要罪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