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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第1页）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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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的起源和演化划分为制度移植、扩散和转化的过程，并剖析实践中形成的具体制度形式。

这些过程实际上是行动者、制度逻辑和制度环境三个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各个阶段，不同的行动者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推动了制度的创立和变迁。

行动者遵循着各自的制度逻辑，围绕着制度展开互动，促使制度演化，形成一套日常生活的规则。

可以看到，制度变迁是受制度环境影响的复杂过程，既受已有制度路径依赖的限制，也受社会宏观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受技术变迁的影响。

这种基于制度过程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历史和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何启示呢？

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显示出，公共卫生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治理制度，它与地方行政制度演变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反映出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特征。

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揭示出公共卫生所代表的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医学模式，而且可以深入讨论公共卫生是不同于临床医疗的国家事务，是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题。

以制度变迁过程为主线，本文将国家层面的官制变革和社会层面的知识演化结合起来，概述出近代北京公共卫生的发展脉络，解释了实际运作的公共卫生制度是选择性治理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分析，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历史不再是关于医学问题的单向度叙事的历史，而是一个国家与社会渐进变迁的过程，是一系列程度不同变迁过程的交织。

需要强调的是，近代中国因中央集权弱化，各地权力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遂使制度变迁呈现出多样性。

北京的个案很难反映整个中国的状况，还需要其他区域的研究方能勾勒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制度变迁的整体过程。

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的变迁模式，是以小幅的、渐进的步伐沿着某一单一路径或特定方向进行的持续性变迁，后来的制度安排继承了旧有制度安排的很多特征。

其演化的过程显示出近代中国新制度的建立多为外生型，行动者发挥能动性，推动内外因交汇，促成制度变迁。

移植是中国政府主动向外学习的过程，虽生搬硬套，未能很好地落实制度安排，但显示出主动求变的心态；扩散则是外国组织对中国的主动影响，是一种全球性文化扩散，培养出一批接受新思想的行动者；转化是相关行动者主动按照扩散而来的新思想改造旧有组织，改变治理方式的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行动者的态度决定了移植、扩散和转化的结果。

无论是制度移植还是制度转化，行动者都是主动的，基于自身的文化认知，他们重新阐释制度。

同时，因为受制于制度环境，行动者只能在已有组织网络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移植和转化，不可能超越制度之外另起炉灶。

在这种状况下，行动者往往采取选择性策略，择要而行，部分落实了字面的制度。

此外，制度扩散虽不能直接作用于地方，但通过建立教育体系培养严格遵从新思想的行动者，在可预知的未来可能对地方产生影响，而影响的大小则取决于行动者本身的能力和在地方权力系统中所取得的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移植、扩散与转化都是低成本的制度变迁，不仅节省了制度设计的成本，而且由新技术带来低廉的产品，也降低了制度实施的成本。

基于科学医学的公共卫生深受世界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影响。

20世纪初，在清政府移植日本警察制度时，警察式的公共卫生是一种尚未受到质疑的制度安排。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已不能达到新的技术要求因而受到挑战和质疑，新的制度安排开始涌现并被有组织地向全球扩散。

在这种扩散的影响下，公共卫生领域的技术进步在中国得到认可。

通过资助建立学科教育体系，制度扩散者不仅确立了公共卫生新思想的话语权，而且培养专业人才并使其逐步取得了公共卫生领导权。

基于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开始脱离警察体系，建立了独立的专业性组织，采取预防医学的方式致力于疾病的防治。

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卫生的制度转化是一种跨越式发展，跟上了世界公共卫生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