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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5页）

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仅仅是“精神贵族”

。

当时行政官员，一等科员月薪100元；一般公私立中学教员月薪约一百几十元，高初中都教的教员及国语、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元以上。

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

，月薪最高500元，一般400元（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元，后住上海，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300元）；由学校聘用的教授，月薪300元以上（私立大学因经费不足，情况各异）。

因而，北平的教授，多有包车、厨子和几个保姆，社交酬酢之多，“就是一般大学教书的，也几乎天天有饭局”

，即使在家中，“天天开饭摆圆桌”

，名教授就更不在话下。

由于“那时北京的著名学者为数不多，各大学争相聘请，因此一人常兼数校，而且各支全薪，月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

他们生活盈余，多用于买房，不但自用，而且出租”

。

[24]而当时北平的生活标准和物价水平是：保姆月薪约3～6元；厨师8～12元；拉包车的车夫16～20元；小学教师30～70元，小学校长约100元。

1元（现大洋）折合铜元为230大枚，而一斤五花猪肉仅30大枚；黄金每两105元，老妈子最低工资月薪3元，也合1克黄金价值。

“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25]。

我们不妨浏览一下1933年前后北平的大学中文科知识分子的阵容。

北京大学：胡适，沈兼士，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郑天挺，马叙伦，等等；清华大学：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吴宓，金岳霖，冯友兰，邵循正，雷海宗，等等；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黎锦熙，高步瀛，等等；辅仁大学：顾随，孙人和，余嘉锡，邓文如，等等；燕京大学：郭绍虞，陆侃如，顾颉刚，等等。

……这些学校培养出如吴晗，余冠英，吴组缃，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一批优秀学生，成为新一代学校和文坛的中坚。

精深的学术传统，自由的文化风气，浓厚的人文气息，便利的研究条件，优惠的物质生活，均成为北平吸收优秀人文的资源和号召。

因而尽管首都南迁，政局动**，北平的人口并未减少，学术刊物、大学招生还在年年增加。

北平或许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心房，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进程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北京经五四运动摇身一变，由旧文化的堡垒而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文化的主题、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文化的固有功能、属性却并无不同——知识分子文化作为精英文化的功能、价值和传统。

从帝京、旧京至北平，城市的文化动力结构的相应变化是：曾经凌驾控制知识分子文化的“官”

的阶层不复存在，具有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正是这时才得以凸显。

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五四知识分子，承当了文化重估和再造的使命。

正是在北京，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精英的意识和文化前驱的使命格外自觉强烈，构成与上海文化殊异的京派文化的主体价值。

大城市成为文化中心的关键，是吸引聚合知识分子的机制和能力。

在旧时代，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在大城市的重合，是靠官场和科举制。

近代上海，是靠发达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事业、国际大都市和租界造成的自由环境，以及富庶、繁荣的城市生活。

五四以后的北京，靠的则是作为文化古都和学术中心的特殊的人文传统、人文资源、人文环境，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

形成北京有别于上海，成为精英文化大本营的最主要因素，一是高级学术机构。

在旧时代，这是翰林院、国子监等，在现代社会，则是高等学校、图书馆、研究院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优秀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社会结构变迁和功能分化过程中，取代传统的宗教或政治权威，更新发展思想文化，重建价值准则和意识形态的中心机构。

以大学为中心，形成并确立知识权威于是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其知识和学问承担“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