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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平 京派文化的乐土（第8页）

就文学风格和文人风气而言，由超拔脱俗到隐忍避世、由坚守学术到蜗居象牙塔，以及从精致讲究到邪僻晦涩，也只有一步之遥。

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废名等人的文字风格和周作人的精神历程中。

就沈从文而言，并非没有察觉。

1934年，他撰文批评废名的文字“趣味的恶化”

，认为“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

，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

相同的趣味，使文字离“朴素的美”

愈远，而有“畸形的姿态”

。

他批评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

[32]。

1935年，沈从文将废名的后期作品与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相提并论，认为“近于邪僻文字。

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近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

在《新文人与新文学》的文章中，呼吁当前中国“最少的也是最首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

的新文人，并批评那些做人的权利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特别少的文人，“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示，或以放辟邪侈为美。”

[33]这可能是针对谁的批评呢？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围绕文化教育事业而结构的北平，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城——文化本位的城市。

在那里，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处于地位优越的社会上层并备受尊崇。

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京派文人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都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奇观。

作为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它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而被中断、破坏。

京派教授大举南迁，梅兰芳避难上海租界，留京的京派盟主周作人附逆失节，北平社会和京派文化遂成为过眼烟云。

这一事实使人们在比较京派和海派的优劣得失时，很容易做出这种评价：

这里有一个提示：京派是否只是一种社会基础脆弱、易于流徙的贵族精英文化，它会随战争和政局的变幻而存亡？而海派则是否是一种整体的生存方式，日军除了对它实施掠夺和占领之外，很少能增减什么，因为它与社会结合，是一种稳定的民众文化？[34]

以京派中断的事实判断代替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也许是用现实发展中的偶然性否定了历史发展必然性领域（它是偶然性的集合）中的多样性，限制了我们文化选择和发展的想象力。

传统的中国城市和社会，以政治和权力为其轴心（近世则多为经济机制所取代），文化功能附丽于其上。

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长期重合在北京建立的文化优势，使得在政治支柱突然撤除后，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支柱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文化教育事业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知识权威，并进而发展了一种更为纯粹的、高雅的知识分子文化。

这在中国的确前所未有，其基础自然脆弱而不稳定——它只是在历史的间隙中，因社会政治变动偶然造就的一出喜剧，而不是新文化建设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修成的正果。

但是，这个稍纵即逝的文化奇观难道真的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北平作为一种城市社会的类型，京派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独特价值、生存样式和生存机制，难道真的不能与新时代相容？它到底是历史给我们的证明还是启示；它是注定要消沉的，如梦晚霞还是被乌云遮断的一片朝晖？回首历史，京派似乎被认真认识和理解较少，而以保守、传统、贵族气、学院派等为由，简单化地排斥否定较多。

今天，当我们环顾世界，看到众多的大学城和文化城，当我们听到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预言、知识社会、教育社会的构想，当我们在商业文化红尘万丈的俗爆气氛中再次面临当年沈从文所忧心的严肃文学的窘境、精英文化的流失，或许更能感悟当年京派文人在乱世之中的坚贞和那些许努力的价值，体味苦茶的清馨和那份书生意气的可贵。

而老北京人则会对北京城的历史沧桑，生出一些荒诞的联想……

[1]本文选自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三章第一、第二节，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18、1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总第9期。

[4]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91、141页。

[6]陈旭麓：《说“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