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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第1页）

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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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俞平伯的年谱中也时常提及这些聚会，如1933年10月22日，“午，与周作人同往北海漪澜堂，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举办的午宴。

杨振声、沈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光潜、郑振铎等出席”

[125]。

从这些引述的记载中可以看见，集会一般是比较固定在丰泽园，时间一般是一月一次，参加的成员基本上是北平的各大高校中文系、英文系等文科院系的教授，也有一些特别突出的文艺青年（也是在校学生）能够取得与会资格，如孙大雨等人；同时，经常会有一些临时访问居住在北平的文人被邀请参加这种招宴会，例如，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北平短时停留过的左翼作家巴金、靳以等人，但从大体而言，由《大公报·文艺副刊》出面组织的这种定期性聚会的成员基本上是自由知识分子占绝对优势，因此，表面上这是《大公报》组织的聚会，其实变成了北平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交流空间。

自然，之所以这样，又与主持者沈从文本人是一个主张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有莫大关系，而他居住的北平在20世纪30年代云集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地域文化、学院空间、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形成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可以看成是《大公报》延揽优秀作者，也可以看成是北平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向媒介的扩张。

事实上，只要我们去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会发现，出现这个报纸副刊上的作者主要就是上述参加聚餐会的人员，而出现的陌生面孔往往又都是通过上述文人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学生辈。

萧乾是《大公报》的一名重要的文艺副刊编辑，他1930年入读辅仁大学认识了时为该校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杨振声，在办《中国简报》时经过杨的介绍，去访问了沈从文、凌叔华等在北平的作家，也因此而结识了沈。

据其在纪念杨振声的文章中的自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还常同他一道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文艺盛会、中山公园品茗或到朱光潜先生家去听诵诗。

对于我那时的每篇习作，他都曾给过鼓励。

……《大公报》毕竟是一份民间报纸，我这才经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介绍，进了报馆。”

[126]

萧乾进入《大公报》后负责主编副刊《小公园》，刘淑玲在《大公报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指出：“《小公园》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以市民阶层为主要的读者对象，以轻松、趣味和消闲为主要特征。

萧乾到任后使它的面貌完全改观，成为一个纯文学副刊，作品的文学水准大幅度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了《文艺副刊》的一个分支。

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改造《小公园》是沈从文的意图，但是萧乾对《小公园》的改造却是在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下进行的，具体的实施是萧乾本人，实施过程却是京派作家的一次共同行动，改造后的《小公园》根本地改变了《大公报》副刊的文学景观，使《大公报》成为一个真正的京派文学阵地。

通过《小公园》的改造可以看到京派作家如何运用媒体作为阵地培养青年作家，传播文学观念，扩大文学影响。”

[127]正如前文所引述，萧乾进入《大公报》后，又进一步强化了京派作家与《大公报》的关系网络，《大公报》的“文艺副刊”

成为北平高校文人学者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来自不同院系、地域与阶层的人因为共同的“空间”

与“趣味”

而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使得北平学院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建立了强大的“文化权力网络”

。

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事件是京派文人文化权力的集中展示。

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复刊《大公报》十周年，亦即“新记”

《大公报》诞生十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大公报》馆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举办“科学和文艺奖金”

的评选。

在这一天，《大公报》以报馆“特启”

刊出评选启事——《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举办科学及文艺奖金启事》。

据萧乾回忆：“‘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会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

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

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三七年公布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