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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免疫02（第7页）

而已。

[221]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第3册，937页。

[222]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29页。

范著并未言及说此话者为汪鹏，此据王振忠说法（参见王振忠：《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43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王在该文称该材料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实际上马著很可能也是转引自范著。

[223]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初，包括生监在内所有绅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两省分别为1.3％和1.4％。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24]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130页后附图。

[225]张琰：《种痘新书》，卷2，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12册，1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6]彭翊：《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28b页，光绪十年重刊本。

[227]邱熹：《引痘略·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12册，403页。

[228]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见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编》，卷32《户政四·养民》，31b页。

[229]比如，萧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见近日痘医吝惜养苗之费，不复传种，及至种痘之时，多辗转购买，贻害无穷。

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数，亦能灌浆结靥，诓人酬谢。

其父母方以儿痘已出，可保无虞，不知一遇天灾，仍罹劫数，忍心害理，莫此为甚。”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7b页）

[230]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285页。

[231]参见王士雄：《王孟英医案》，卷1，127～128页。

[232]参见王士雄：《归砚录》，卷4，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677页。

[233]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3，17a～17b页，见《洪北江全集》，光绪三年重刊本。

[234]王土雄：《王孟英医案》，卷1，128页。

[235]参见冯尔康：《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载《东洋学研究》（韩国），第4辑，310页，1998-06。

[236]许思湄：《与陈笠山》，见房日晰校点：《白话注释秋水轩尺牍》，402页，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

[237]王士雄：《王孟英医案》，卷1，125页。

[238]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二·风俗》，第2册，585页。

[239]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816～817页。

[240]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3～4页。

[241]比如马伯英说：“中国人口何以在清代剧增，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答案。

个人意见是与人痘接种术推广有较大关系。”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566页）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其措辞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是清代人口剧增的主因之一。

[242]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载《清史研究》，1996（2）。

[243]据姜涛的研究，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约为三分之—（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据此大致估算5岁以下小孩约为10％。

[244]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285页。

[245]邱熹：《引痘略·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12册，403页。

[246]参见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国史释论》，239页。

[247]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61～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