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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第1页）

二、医疗资源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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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不仅指医疗技术，还包括医疗人员和医疗设施及医学教育。

在清代江南，在医学水平日趋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医疗资源社会化不断加深的发展态势，即医疗队伍不断扩大，医疗知识渐趋普及，医疗设施逐渐增多。

这方面的表现，除了前面揭示的官方和社会救疗设施和举措日渐增多、民间自我医疗十分盛行等现象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医药知识的普及

清代江南文化教育相对发达，藏书丰富，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识字率也较以往有所提高。

这就为医药知识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准备了必要的基础，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使各种医书广泛流传成为可能。

长期以来，医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技艺，一些有效医疗手段同武术一样常常秘不对外，于是产生了种种医学秘籍、武林秘籍。

在清代江南，这类医学秘籍仍然存在，但大多已成为某些人利用世人这一心理借以取重的手段。

比如，晚清的费伯雄在校刻一部据称是秘本书时说：

或曰：宋有异僧者，寓杭之千佛寺，去时遗一囊，寺僧启之，得是书，秘不欲传。

今尚有能世其术者。

余曰：唯唯否否，夫方技之书，类多托于畸人异士隐僻怪诞者，流神其说以炫人耳目。

是书苟宋时人所作也，不应有棉花疮云云……今春手录定本，不敢自秘，爰授之手民以永厥传。

[62]

对这类医书，当时的一些医家认为有可取之处，往往会校正刊行。

如：

《囊秘喉书》一帙，无卷数，俞养浩先生得之某氏。

（光绪）辛丑冬，喉症盛行，迄于明年之夏，先生施药之外，谋刊是书，以广治法。

因其文义舛谬，方名怪特，一似铃医所为，爰命景华重加厘订。

[63]

当时，刊刻医书已成为官府和社会开展疫病救疗的重要举措之一，一些医家或善人往往将简便有效的医方刊刻分送，以补乡间偏僻之处医疗资源的不足。

比如，乾隆时，常州的“王君某善医，其治药精最于他医，病饮者多愈，求之日益众。

乃悉采古方，传以自所制合和诸良药，以应求者。

复以方名部分之详列引，使梓行于世，而请余序……王君之书，悬药以待病，病者揣而自求之，得大凡耳”

[64]。

又如，苏州著名善人谢庭蕙，在道光年间，“承其先志，孳孳不倦。

患穷乡僻壤不能求医药，心窃悯之，因集古传良方，试之有效者，辑为二卷行世”

[65]。

“人试之辄验，以故不胫而走，数年间，翻刻至四五处，同治递有坿益，君亦随时续辑，积十年又成帙。

咸丰壬子冬，并前书合刊之曰《良方集腋合璧》”

[66]。

在清代，一些比较重要的医籍往往一刻再刻。

比如，吴瑭的《温疫条辨》有44个刻本，王士雄的《温热经纬》曾22次付梓，戴天章的《广瘟疫论》和《瘟疫明辨》[67]分别刊行20和2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