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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仇复辟（第2页）

。

康有为“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

[5]。

随之同往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一律本此宗旨，持论急进。

湘中士子本有结交江湖的传统，时务学堂学生感受民权思想鼓**，情绪顿趋激烈。

据说康有为本人在万木草堂中也“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

[6]。

他派梁启超入湘的原因之一，是“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立”

[7]。

变法为康有为等人开辟了通向权力中心的大道，一旦沐浴光绪的知遇之恩，便视“皇上为大有为之君”

，于是“慨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

甚至政变后仍指革命“乃谋国之下策”

，只能万不得已而用之。

面对强邻环伺，豪强蛰伏，瓜分割据的潜在威胁不断加剧的形势，革命“尤为不可行”

[8]。

然而，光绪失势不仅令康、梁一派的权力地位一落千丈，更严重影响其信念与希望。

因而当危机迫近之际，他们曾试图诉诸武力，以扭转乾坤。

政变前夕，康有为等风闻西太后密谋于旧历九月天津大阅时诛杀光绪，感到形势严峻，召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

他们奏准光绪时，只称废西太后，暗中则使毕“执而杀之”

[9]。

有此认识，仓皇出逃的康门师徒要跨越暴力行动的心理障碍并非难事，在宫崎的激励劝说下，康门弟子陈士廉、梁元理决心北上刺秦。

临行之际，两人分别到宫崎在香港的寓所洒泪告别，表示：“此行已不期再归，也不能再见。

如果北方风云有变，即为我死之日。”

[10]并嘱托宫崎援助保护康有为，以挽救中国前途。

宫崎则劝以切勿轻易赴死，成功后设法全身而退。

当晚，陈、梁二人即登轮北上。

不过，保皇派并未就此放弃暗杀计划。

此后两年间，在陈士廉、麦孟华、[12]刘桢麟、罗润楠等人的主持下，保皇派一面从海外各埠招募侠士，一面联络两粤的会党豪强，多次组织行动。

如广东南海县西樵乡巨盗区新，曾于1899年受保皇派驱遣，“潜行入京谋刺大臣”

[13]。

加拿大、檀香山等地的保皇会也派归数人任侠。

维多利亚华侨关炳响应倡议，回港与刘桢麟等共谋大事，由刘主议，关回乡“招集四方豪杰，千金不惜，即欲刺荣禄，以报六君之仇。

不料四方寻觅，竟然有三十四人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