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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经典的淡出（第2页）

他曾引用《老子》中的“损之又损”

来概括这一取向，主张仅读《近思录》等四本综合性的参考书，便已可基本掌握“中学”

，而将其余精力皆用于西学。

[4]沿此路径走下去，经学在中国思想言说中退居二线是迟早的事，全不必新文化运动来激烈反传统。

这与章太炎等提倡“复古”

者却从根本上**击了儒学，[5]真有异曲同工之效。

再说有意识的努力。

近代经的地位可见一个从圣贤书（Scriptures）降为纯世俗意义的一般经典（theClassics）的进程，可称为“去神圣化”

。

这是一个有意促成的转变，曾为晚清改革重要推手的黄遵宪，对清季全国“兴学校”

的风潮甚为不满，颇感其举措“皆与吾意相左”

。

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

。

[6]

这一表述异常重要，说明黄遵宪等人已将经典的“去神圣化”

落实到意识层面。

改编“四书”

、“五经”

的前提竟然是不“以‘四书’、‘五经’为重”

，其“去经典化”

的意旨可谓昭然若揭：就是要把经书从“圣贤书”

的经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或“切于日用”

，或“归入专门”

。

而这里的“切于日用”

是与“近于时务”

相并列的，显然偏重于实用一面，即使存留一些规范人伦的意思在，[7]也已不再具有不可更改的神圣性；而一般经典意义的经书在专门化以后，更不复具有对社会人生的整体指导意义了。

有意“去神圣化”

的结果到民初已经很显著，胡适后来回忆说：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