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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学导论102（第2页）

文化社会学必须根据标准的类型学来区分和确定精神合作的类型，应必须在这些类型的完成中，以及必须在每一种单一文化的整体中找出阶段性规律——阶段规律是就这些有组织的知识类型内权力关系的转换而言，例如教会对哲学的关系，教会和哲学对科学的关系，等等。

不论类型已否单独确定，我们经常必须顾及知识的内容，比如信仰的内容对有组织的形式的关系。

例如，犹太教关于上帝的内容必然使它以上帝特选子民的非传教的宗教形式存在，这些上帝特选的“民众”

则成为它的传递人。

这样，宗教多神论的内容和一神论的形式便排斥了普遍性（甚至作为一种要求去排斥）。

同样道理，柏拉图关于理念理论的内容需要有更广泛的柏拉图学派的形式和组织，新教会和新教派主要由宗教信仰的内容来决定，其关于宗教信仰的内容只存在于它自身的而不是其他的社会形式之中。

实证科学的宗旨和方法也同样必然要求国际性的合作交换形式和组织。

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内容（甚至它的被保险物）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合作组织形式，需要有人们的或其代表人物的不可取代的独特的精神。

然而从量的次序上看，在可能的知识组织结构中，最一般的差异和主要的不同是与那种文化赖以传播的社交活动的下述类型相连的：人类群体的基本形式即过往民众的形式、稳固的生活社区（依托尼斯的说法）、社会和独立个体之间休戚与共的个人至上论的体系。

正如将要指出的那样，这些不同总是同时伴随着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的不同。

例如，历史群体中稳固的生活社区的主要思想类型必须具有下面一些主要特点：1.它保存并证实一个关于知识和真理的传统宝库，而与研究和发现无关。

它重要的逻辑性和“思想形式”

是“示范型的”

，而非“创造型”

和“发明型”

的。

2.它的方法必须主要是本体论的和教义式的，而非认识论的和批评式的。

3.它的“思想形式”

在概念上应是务实的，而不是像社会那样有名无实；但同时这种思想形式却再也不能像原始部落的人们所做的那样依事物的特征和威力来做死板的字面解说。

列维·布留尔很正确地指出过，原始部落人们全部知识的获取，仰仗人与精灵、人与恶魔的“对话”

，而这些精灵和恶魔则是在大自然的奇迹中做自我表现。

4.它的种系原则上必须是器官学的，即发端于生物体而后延及各处。

对它来说，现实世界必须是“活的存在”

，而不是一种机构。

尽管具体的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结构可能踏上不同的道路，然而某些极正规的阶段却是针对社会问题而定的，甚至真正“历史的”

即单一的、非重复的因素都不能从中漏掉。

这样，处于历史作弄中的中世纪大学（如巴黎大学、布拉格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等）和戏剧性变化中的专制主义国家的现代大学——它们首先经历过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然后处于专制主义时代，最后处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自然主义时代——当这两类大学在新涌现的国家中得到发展时，当然只能由我们对其做历史的叙述。

可实际上，这类在课程结构和课程计划上明显地反映出中世纪社会和体制中思想、哲学和科学之间主要关系的大学基本上不是以讲死的语言来把“学来的”

传统保持下去的研究学府，而是用“学来的”

传统去处理死语言的学府——这是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事实。

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去研究阿拉伯、犹太和中国文化史上某一时期的这类大学，例如研究唐朝以后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

同样道理，对中世纪哲学史上所谓“一般概念的争论”

，只能历史地去认识。

然而，社会学的另一个事实是，作为一种活的思想方式——不是作为一种逻辑“理论”

的思想方式——而盛行于中古的唯实论本身是概念上的，而现代的思想方式却是有名无实的。

历史学的事实是，中世纪世界观支配下的器官学种系的结构昭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统治，而机械技术观则与吉尔伯特、伽利略、乌巴尔迪斯、伦纳多、笛卡儿、霍布斯、海更斯、达尔顿、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名字相连；然而，非历史学的事实是，一旦这类思想发挥作用时，甚或当有生气的、社会的、经验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世界相继都处在从属地位，或至少“应”

处于从属地位时，这类主要表现在活的有机体内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