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文化社会学导论102（第7页）

这一事实今天被看成是对原始部落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最必然的结果之一。

这类一般假设的第二个疏漏完全出诸另一个来源：晚期西方历史，据我所知，是桑巴特对历史社会学的特殊贡献而在与马克思（他青年时期的观点非常严谨）的论争中最先指出，欧洲的前资本主义世界不是由居首位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另一条存在于国家和商业、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和群体财富中的历史生成作用规律决定的——这与资本主义世界那种从一开始就在某些阶段具有越来越强有力的自身影响的方式不同。

桑巴特认识到，历史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语）绝不适于全部西方历史，绝不适于全人类，绝不适于未来那个不可理解的、行将消灭所有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跃进自由”

的时代。

但是这种经济主义——当它抛却“自然主义的”

特性即单单以经济条件来解释精神的自然的内容这种经济主义的“唯物论”

时——对于严格限定的晚期西方历史来说，事实上大体是正确的，不过仅仅限于西方的历史。

在我对这一见解做过一些讨论之后，桑巴特更详尽地发展了我的观点，特别是在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版以及题为“权力的财富与财富的权力”

的章节中。

基于上述看法，我似乎觉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种族、权力和经济这三大组实因素之间不存在稳定而独立的易变物。

然而，就对精神史的限制和解放而言，却存在调节这些作用力的规则，即在这一种文化各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各自不同的调节规则。

由于这一原因，在经验主义历史学家中和方法论历史学派中流行的机会主义，正像前面所谈到的那三个流派的虚假假定只把一个因素当作居首位的因素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多年以来，人们对社会学动力问题的研究，只着重于真实历史本身，而不去研究真实历史对精神史的影响。

关于真实历史对精神史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单独讨论。

我力求从几个方面来论述我的观点。

特别是，我力求把这种研究建立在人类冲动发展规律理论的基础上。

这些研究成果就是我已经谈到过的次序规律。

其内容如下：

对任何一个与时空紧密相连的、连贯的文化发展过程，应区别三个大的阶段。

毫无疑问，在生物特征完全统一的人群中，实际上是不存在这样一个连贯的发展过程的。

不过，借助抽象的分类法和比较法去区别内在的自发的原因，却是可行的。

至少在思想实验的形式上，为区别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的偶然的因素，应从或多或少发生在外部的“大变动的”

发展原因中将诸如战争、迁徙、自然灾害等因素剔除在外。

在这种理想的假设中，由于事件的发展过程只受内因的制约，因而存在这样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种种血缘关系与合理地调整这些关系（父母权力、外族或同族通婚的婚姻方式、氏族社团、种族的合与分——包括依靠法则和风俗确定这些关系的“范围”

）的法规形成关于事件的独立的易变物，并至少大体上确定团体的形式，即确定其他实因素如政治或经济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范围；2.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那种有效的权力——同样就确定范围这一含义而言——向政治的权力因素，主要是国家职权过渡；3.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揽实权，“经济因素”

成为确定真实事件的状态并为精神史“开启水闸”

的首要因素。

就此而言，那些对于各种概念的旧的争端和对于历史所做的种种解释，其本身将成为历史的相对。

而且，必然会产生与其他所有阶段性规律相连的内在联系，例如，与主要由个人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相连的内在联系和主要由集体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相连的内在联系，正如那些关于最一般的集团（游牧部落、生活团体、社会，以及“集体人”

中各个不可替代的个体休戚与共的集合体）的规律那样。

最后，也与这些阶段性集团的世界形象的内组合原则相连。

关于第一阶段，有一条规律看来可以很大的普遍性被确立，即所有形成中的高级文化体现了大体上土生土长的、母权制的、信仰灵魂说的文化与大体上家长制的、积极的人物批评的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文化由于担负培育远方贸易的重任而显示出最大的丰富性，而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也显示出种族间最重要的阶层的形成——而且不言自明，由于这种双重的阶层的形成，使得等级的划分和劳动的分工成为高级文化诞生的最大动力之一。

高级文化在诞生过程中排放出来的力学上的对抗力和张力，只有在这种融合和等级的形成之中才能逐渐形成。

家庭间的对抗，种族间的冲突，以及通过政治的“国家权力”

对于这些对抗和冲突的不断的解决（所有这些都因矛盾的激化而激化），是高级文化起源的最重要的因素。

形成阶级和阶层的主要原因，绝不可能在把第三阶段的规律搬到第一阶段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毕歇尔等人所主张的关于所有权的经济阶级的分化中找到，也绝不可能如施穆勒所力图要做的那样，在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的分化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