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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调时代中的人1（第1页）

“谐调时代”

中的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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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艾明吴伯凡译

[1]选自《舍勒全集》卷九。

——编注

德意志政治学院并没有将其自身的学术旨趣局限于那些在所有国家的同类学院共有的研究对象之上，也没有让自己仅仅满足于科学地讲授那些与国家政策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社会里所有真实情况的确切而严肃的知识。

它有两个根植于历史的本质和我们民族历史位置中的更远大的目标和使命：

首先，它必须竭尽全力地克服强力和精神之间形成的那种古老的、悲剧性的、德意志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我们这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里不是已经减弱，而是愈演愈烈。

其次，它必须并且能够有助于彰显一种文化风尚，我坚信，这种文化风尚的存在或消失都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正成长着的一代德国精英人物能够通过其源于德意志历史的深层之中的精神和意志，逐渐渗透并潜移默化地左右我们全部领域的政治领导层。

这样的精华人物，不是德意志精神的副本而是它的再生，他将充分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时代的需求。

如果我们将民主和精英人物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

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支持民主制的人当中，虽然他们本人对精英持友好的态度，但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却与他们的政治对手们——不管这些对手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还是某种独裁体制的追随者——一样频繁地排斥精英人物。

作为精英阶层中杰出专家之一的帕累托（Pareto）非常正确地说过，不仅历史是一个“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

，而且不管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府是何种形式，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构成历史这一点都是确凿无疑的。

我们知道民主相当无情地显示了在一个民族中的民众组织以及因信仰一致而组成的团体、阶级、政党之间是存在着历史性差异的，但我们也知道，民主本身并不会造就这些差异，并且，通过揭示这些矛盾，民主尖锐而清楚地概括出精英人物不得不解决的未来将出现的种种问题。

由于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的深刻理由，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议会民主今天都面临着某种危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里面存在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们所遭遇的敌对势力不是从前遇到的那种保守的正统主义者（这种敌手在今天几乎销声匿迹），而是某些滑向“左”

的和滑向“右”

的独裁的趋势。

民主如若还想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只能说，只有当它能够从它的反对者手中夺取武器并且产生和容忍一种经过认真挑选、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精英人物时才有可能，这些人物提供给国家和民族的是一种使文化与强力融为一体的局面。

无论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成败与否，都将不仅决定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命运和我们血肉之躯的尊严，而且还决定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在此，我不可能就历史中精英人物的总体问题，就他们的类型、内在素质、维护力量、扩展力量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兴盛衰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来进行讨论；即使我将话题仅仅限于我们的国家，我在此也不能展开这种讨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

有一点是确定的：精英将不是仅仅在血缘和传统的意义上的那种“精英”

，如旧普鲁士的贵族阶层和旧普鲁士的世袭化的国家雇员。

我们时代的使命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而这样的素质和能力绝非能够通过心理遗传的原则由父传子。

这样的精英也不能从我们如此众多的政治党派中产生，这些政党有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极易锯断他们所骑坐的枝杈；这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关于德国历史的概念中存在着一种“求同”

的准则，诸种意见的自由、民主的讨论以及有条理的陈述在一个议会中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公立学校里发生的就法律而进行的没有结果的争执中也能看到这种讨论和有条理的陈述无法进行的种种困难）。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精英将不会从中出现，因为特别的政治精英——回想一下在解放战争（1813）的冲击下出现的贵族精英——几乎不会直接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精英可以诞生在那些精神上具有新意的运动中，与此同时，他们被一种新的活力感所推动，因为他们此时已慢慢地进入到政治领域中来了。

因此，在一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和意大利青年中产生的旨在求民族的再生的运动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

精英不再轻易地兴起于特定的阶层，也不再兴起于特定的职业。

某些精英经常具有维护和治理特定的文化成果的重要能力。

但是，时代自身以“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