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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第1页）

中篇儒学话语霸权形成原因及儒家诗学的基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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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古代士人乌托邦精神的原始生成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在春秋战国之际诗或其他文化形式得以产生、传播并为之提供评价系统的文化空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诗的功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中国古代延绵数千年的“士人乌托邦精神”

是如何产生的？

一、春秋战国之际文化空间的变化

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

标志着周代贵族文化的形成，那么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

则标志着这种文化的衰落。

西周那样灿烂完美的礼乐文化何以会走向衰落当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但有一点肯定是最有力也最直接的因素，这就是诸侯国之间的竞争。

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是不允许内部竞争存在的，而且这种制度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效地避免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的竞争。

但是以从大宗到小宗为基本裂变形式的永无休止的分封迟早会导致王室控制力的失效，以及与之伴随的新旧贵族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士与士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日趋激烈，当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的原有体制就必然会走向解体。

正如一个集体，按照既定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权利，住怎样的房子、吃怎样的食物，穿怎样的衣服等，开始时在领导者的严格控制下，大家都各自安于自己的权利，并且承认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但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大家实际上享受到的权利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于是人们就对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或蔑视，就会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不合理现象，于是竞争就出现了。

竞争的出现当然是以领导者控制力的减弱为前提的，而竞争的发展又必然进一步削弱领导者的控制力，最终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失控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实力是唯一有效的东西，原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于是被毁。

但是人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那些在根本上已经被毁的文化，在形式上还处于重要位置。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鲁国的大夫叔孙穆子到晋国访问，晋悼公以隆重的礼节款待了他，但对于那些恢弘的乐舞，叔孙穆子都没有任何表示，只有在演奏《鹿鸣》的第三个乐章时他才起身拜谢。

晋悼公不解其意，就派人去问他，何以演奏宏大隆重的乐舞时他丝毫没有反应，而在演奏微不足道的小乐时他却以大礼谢之呢？叔孙穆子回答说：

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

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

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

臣以为肆业及之，故不敢拜。

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1]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末年西周的礼乐文化将坏未坏之时的情景。

晋悼公的行为尽管有违西周的礼法，但毕竟还是沿用西周以来代代相传的乐舞礼仪；鲁国是保存西周礼仪、遵守西周礼法最为虔诚的诸侯国，故而叔孙穆子对于晋侯许多越礼之举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评。

然而即使是鲁国也无法始终恪守业已失去权威性的礼乐制度。

叔孙穆子死后数十年，在鲁国掌握实权的大夫季孙氏也明目张胆地僭用天子的“八佾之舞”

，被孔子斥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论语·八佾》）

这说明，礼乐文化在形式上还存在着，而其功能意义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和同”

“别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