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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士人乌托邦的诗性特征（第1页）

第七章士人乌托邦的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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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与君权的关系作为参照来检验诸子之学，我们会看到如下情形：老庄之学是完全的拒斥，没有丝毫妥协余地。

法家和纵横家是绝对的趋近，挥之而不去。

唯有儒墨之学采取有条件的妥协态度：接受我的观点，我就为你服务。

所以从超越君权的权威性来看，道家最为彻底，儒家和墨家次之，法家与纵横家则毫无超越性可言。

如果我们将超越君权看作乌托邦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么，只有道家、儒家、墨家可以代表先秦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

如果我们将超越物质性的现实权力并追求某种纯精神价值作为一种文化诗性特征的标志，则也只有道家与儒家具有这种特征。

因为墨家虽然超越现实的君权，向往一种“兼相爱，交相利”

的社会乌托邦，但是这个学派却并不呼唤纯粹的精神价值，而是宣扬一种农民式的实用主义：凡是与人的生命存在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类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是一种有超越性却没有诗性的文化观念。

这样一来，具有诗性特征的文化话语系统就只剩下儒道两家了。

这里有必要指明的是：究竟什么是“诗性”

？按照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柯的观点，人类早期的一切意识活动都可以说是“诗性”

的。

就是说，那种前逻辑的、原始思维的、以想象和移情为主的、具象的、巫术性的、神话的意识活动都可以称之为“诗性智慧”

。

维柯认为诗的材料，或者诗所言说的东西都是“可信的不可能”

。

[1]我们在这里采用“诗性”

这个概念只是借用，不完全取维柯原意。

简单说来，我们用“诗性”

来指称一种学术话语中所蕴含的那种浪漫的、超越现实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满足着人们某种精神需求的特征。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儒家学说的诗性特征。

一、儒学的诗性意味

儒家学说本是西周典章制度的话语形式，所以有僵化死板甚至压制人性的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般说来，儒家士人只要一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问题，就往往显得比较保守。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学说还带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对此许多前辈学人如钱穆、贺麟、方东美等人均曾有过很好的论述。

[2]概括前人见解，我们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看儒学中的这种诗性：

其一，孔子的“吾与点也”

之志。

在《论语·先进》著名的“侍坐章”

中，孔子高度赞扬曾晳之志。

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朱熹阐述这种“曾点之志”

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