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家庭办公室 家庭之友（第2页）

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住在纽约）。

9月，网上教书的第一天，我就认识到了网络教育的价值。

到年底的时候，我向社会研究新学院（1984年名叫“网上新学校”

）提出一份网络教育计划。

1985年1月，它接受了这个计划。

于是，联合教育公司就起步奔跑了。

1986年的春夏秋三个学期，对联合教育公司来说硕果累累。

11月，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孩子莫莉。

这个家和联合教育公司成为一个理想的家庭办公室：在家里工作，我们可以使三岁的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得到照顾。

我们网上工作的非同步性有这样一层含义：虽然公司的工作可以停，而且常常被孩子们打断，但是电脑连线另一端的人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停顿。

我们可以在自己挑选的时间上网，也可以在想退出的时候退出来。

蒂娜可以重新链接去完成一封电子邮件。

我也可以重新上网去接着讲课。

而且，由于我们最初用的凯普洛个人电脑是“便携式”

的（不到25磅——只要抱得动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可以搬得动这台电脑，把它插到你想插的地方），所以每年夏天，我们都把家庭办公室搬到科德角海湾租的别墅里去。

7月里的许多个黄昏，我上岸回到家，浑身还滴着水，身上还穿着泳装，就上机去给网上课程加上几句话，把我在夕阳点染的海水中漂浮时想到的东西补充进去。

虽然海湾里的浪头太低，不能冲浪，但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却在玩着另一种冲浪。

我相信麦克卢汉会高兴的。

（他和儿子埃里克1978年在我家吃过饭。

蒂娜后来把我们招待他们的一道菜叫做“麦克卢汉烧锅”

。

我和蒂娜也到过多伦多，在他们的威栖伍德园家里做客，与他们两夫妇共进晚餐。

很可惜，他未能活到我们的孩子出世。

）

由此可见，以我们家为例，数字家庭办公室模糊了工作与游戏的界限。

在事业和家庭合而为一的环境中，我们作为家长和公司老板的角色可以自由转换，轻松而即时地换来换去。

我们发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从预定工作日程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这使我们能够走出家门，离开亲爱的人去工作和游戏。

我们发现，数字家庭办公室是一种深刻的解放。

再者，麦克卢汉可能会同意上述的结论，因为他说过“出版杂志那种重复操作里的被奴役的劳动”

。

（M，1976，p.270）他与任何人被奴役的日程暴政都不共戴天。

他接着说：“大多数杂志的大多数读者因为它们千篇一律的面孔而郁郁寡欢。”

然而，网上奴隶的解放是不打折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