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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家之总法（第1页）

一、史家之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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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意许冠三教授的论点，将在西学笼罩下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向视为科学化的进程，那么依据王晴佳教授的看法，“所谓科学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成为‘客观的’或‘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康有为的疑古与托古，既表现了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又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解释，“以后中国的科学史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在不同的阶段互有消长、互有补充，演化成一种多姿多彩的局面”

。

[1]不过，两分法是就大体而言，所指出的各种学派之间内在的继承、演化关系，也是整体的作用，且存在于学者的理念之中，如果具体论证实际的历史过程，则互相对立乃至排斥的倾向更为明显。

前一路线的科学史学，最清楚的发展应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至少在宣言上有愈益趋于极端的倾向。

[2]到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更将此一路径与其他流派清楚分界，其中也包括后一路线的科学史学。

傅斯年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他反对疏通，贬抑推论，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认为研究者如要“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

，只能作为私人的事在别处进行，而不得当作研究的工作。

并且声称：“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

因为“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

。

[3]恰如近代欧洲一般教育中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退步与其学问上的进步成正比，傅斯年的意思，显然希望中国也如此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取法于外国，史学和相关的语言学在一般教育中逐渐淡出。

就学理而言，傅斯年的宣言不无偏颇。

换一角度看，史学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至少相当多的人不将它仅仅视为学术的一个分支。

因此，尽管傅斯年的偏激主张正是其取得良好实效的重要原因，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史学主流派的旗帜，却始终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当然傅氏并不期待这种结果）。

因为史学的其他社会功能需求均与傅斯年的主张相矛盾，总有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另一种科学史学，即对历史的演变进行系统的描述和解释，从现象中揭示发展规律。

这些社会功能至少包括政治和教育两大部类，专门研究可以窄而深，政治解释和文化传承则必须完整系统而有条理。

本来系统应来自对大量具体史实的充分研究和认识，但也有解释框架是否适宜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体动摇，解释的旧说自然不能取信于人，连带材料亦须重新整理，而社会需求不能从容等待学术界完成相关研究，面对两难境况，有人便以外来学说条理现成材料，以期速成系统的解释。

其中大学的史学系便属于要求最迫切的部门之一。

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大学，同时也是清末唯一设有史学专门的大学。

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七科，其中文学科之下，设有史学门目。

至于具体课程，则拟待预科生毕业后再议。

[4]是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关于史学课本确定的原则是“以编年为主，删除繁琐，务存纲要”

，同时择取先哲史论附列。

[5]不过，重视高等教育的张之洞在1904年进呈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学制，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制定了详细科目。

前者的主课有：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外交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另有补助课程：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今地理、西国科学史、外国语文。

后者的主课为：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补助课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万国地理、外国语文。

此外，还有所谓“随意科目”

，即选修课程，如辨学、各国法制史、中国文学、人类学、公益学、教育学、金石文字学、古生物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法律原理学、交涉学、外国科学史（仅万国史学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