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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与考据（第2页）

1936年10月，雷海宗在《独立评论》第224号发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声称历史系毕业生反映，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对史学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原因之一，在于课程的分配与组织。

他列表比较美国与中国几个重要大学的西洋史课程，认为中国的办法不合理，“极需彻底的改革”

。

其精神是加强通史，减少国别史，停止专题史。

他特别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缭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

虽然他以西洋史为例，所针对的显然也包括中国史，他本人在清华担任的课程即主要是中国通史。

不过，“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

[6]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研究者之中，另一普遍偏象，即所谓“空言史观，游谈无根”

[7]。

192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介入的学人大都并非以史学为专门，影响却极为深远广泛，尤其在青年学生中间，几乎成了一面倒之势。

到1930年代初：

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

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

[8]

早期的社会史观当然不免公式化，但是造成学生普遍关注这类问题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社会科学化。

在泛社会科学化的解释系统与历史本身的异样之间，讲授的教师固然有所分别，除少数专讲史观史论者外，具体研究问题时往往还是以考据为主或为先。

提倡社会科学的朱希祖就认为要研究一代的历史，须将这一代的一切著作品都搜集起来，考出一代的真相，然后应用最新的史学方法，组织一部很有条理系统的新历史。

[9]而刚刚入门的学生则容易进一步放大先生在课堂上讲述的观点，在理论间架与史实的不吻合处，首先去修补或改换间架，而不是研究史实。

其极端者甚至认为史学理论自成系统，只是为了解释社会规律，而不是研究历史事实。

历史本来是统一整体，因自身存在矛盾，作用于人们的思想，遂出现不同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不同的学派。

史学虽然是中国学术历来的强项，但近代在中体动摇之下，解释系统不得不随西学的压倒优势而改变。

而西学这一并非欧美固有的概念（其实是东亚人对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笼统认识），包含各种差异极大的歧见。

国人各取一端，复因各人对西学认识的深浅而有高下之分。

20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侵入史学已成大势所趋，但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得到普遍公认。

加上国际汉学界语文学派占据优势，对中国发生直接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与之争胜的迫切心情，所谓“史料学派”

自然成为主流。

而伴随着教学与社会需求而生的社会科学化史观，多少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只是新式教育体系的急速扩展，使得史学急于重新条理系统以便教学，社会科学化刚好提供了对应的体系。

受此影响，中国史学界长期学派分立，窄而偏与泛而浅，一直困扰着有心治史的学人，如何既博通又专精，迄今仍然不能妥当协调。

[1]《蒋廷黻回忆录》，124～12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59页。

[3]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36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4]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97（1）。

[5]《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

[6]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

[7]《致李埏书》，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8页。

[8]陶希圣：《潮流与点滴》，12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9]《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赵仲滨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