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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古不今（第1页）

一、不古不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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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声称其不治晚清史，但晚清史的概念在当时并不等于近代史。

而陈寅恪的主要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包含时人公认的近代史。

陈寅恪关于近代史的看法，为人引述最多者，恐怕要数写于1933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所谓：“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1]这段话乍看意思显然，其实玄机隐伏，不易理解。

如“不古不今之学”

，有学者认为“指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

。

[2]具体而言，即佛教史、唐史、诗史互证和六朝史论。

此说虽然有1923年陈寅恪亲笔的《与妹书》，以及后来（约1935年）杨联陞笔录的隋唐史第一讲笔记等资料佐证[3]，似与史实大有出入。

陈寅恪号称不治上古及晚清历史，只是不写论著而已。

即使以其平生撰述为范围，自魏晋迄明清，均有精深的研究，很难以“国史中古一段”

来界定。

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虽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魏晋隋唐史和唐代诗文，仍然重视宋以后的历史。

他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很大程度是为了倡导以良法治宋代历史文化的“新宋学”

。

尤其是对明清史的研究，不仅始终未曾忽视，而且一直没有停止。

他在清华研究院担任的指导学科之一，是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4]；1926年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提出的四项研究题目中，包括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5]；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陈寅恪被聘请为研究员，以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希望他就近在北京负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6]

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其下设的第一组即历史组的工作内容为关于史学各方面及文籍考订，具体研究标准为：

一、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二、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三、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

[7]

可见这时一般的或正统的近代史概念，其上限起于明清，而不是现在通行的晚清。

根据各人的研究课题，属于第一项上古史的为研究员傅斯年（古史中关于文学与制度）、丁山（殷契亡吏之研究）、容庚（古器物书目）、编辑员徐中舒（中国古代人种史之研究）；属于第二项中古史的为陈垣（北平旧藏敦煌材料目录）；只有陈寅恪的研究课题属于第三项，并跨越第二项，具体为“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收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

。

也就是说，包括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内容，而且似以近代史为主。

[8]所以，无论如何，不能以“不古不今”

划定陈寅恪的治学范围，臆测为仅仅指国史中古一段。

陈寅恪的行为是其治学主张的体现。

1935年，他在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作序言中，对于“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

的现象痛加针砭，同时声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

[9]由此可见，陈寅恪虽然自外于上古史领域，却从未将属于“中古以降”

的近代史划出研究范围，而将自己局限于中古一段的狭境之中。

尽管这绝不否认其对于唐史情有独钟。